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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短期來看,2007年以來肆虐亞洲的高通脹可能死灰復燃、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貨幣危機可能回歸。而亞洲國家拿出的市場救援方案還停留在各自為戰的地步,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負外部性。當這種負外部性累積到一定程度,最終可能讓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損。
鑒于新興市場國家在抗金融風險能力、法律制度環境和國際政策協調機制等方面都遠落后于發達國家,華爾街金融危機迅速向全球蔓延后,這些新興市場國家能否安全渡過危機引人關注。特別是亞洲,在1997年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最近十年又重新崛起并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因此,其經濟前景如何,直接關系到全球經濟穩定和增長的預期。
如果說從虛擬經濟擴散到實體經濟是美國式危機傳導模式,那么由于實體經濟不景氣拖垮本國金融部門,則很可能是亞洲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演化路徑。事實上,亞洲經濟并不如人們想象中的那般強健。除股市暴跌和出口疲弱這些普遍癥狀外,各國還陷入了各式各樣的麻煩:一些國家,如印度和越南,一邊背負著兩位數的通脹率,一邊卻不得不考慮追隨其他國家降息,無異于在“滯脹”泥潭邊緣嬉戲的孩童;另一些國家,如韓國和泰國,再次面臨本幣急劇貶值和外資出逃的壓力,而巴基斯坦已處于“國家破產”的邊緣。
從亞洲國家拿出的市場救援方案看,救市措施還停留在各自為戰的地步,且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負外部性。當這種負外部性累積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當它以乘數效應不斷放大沖擊后果時,最終可能讓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損害。
綜合各方情況,筆者認為,亞洲經濟或許將面臨三個不確定性:
首先,就短期來看,2007年以來肆虐亞洲的高通脹可能死灰復燃。原因是,在經濟增速放緩、信貸供給不足和通脹壓力減輕的情況下,各國很自然地傾向于選擇“松財政”和“松貨幣”的政策搭配,其結果就是在經濟復蘇的同時伴隨著通脹的回升。從近日中國中央和地方出臺的一些“促發展”措施來看,既包括龐大的財政補貼和固定資產投資,也包括鼓勵金融機構對企業和購房者放松信貸。無疑,在刺激產出急劇擴張的同時,物價水平也將水漲船高。
“兩松”政策搭配是有兩個隱含前提的:國際油價將不斷下跌與美元強勢將成常態。從前者來看,這顯然不符合石油輸出國的利益,勢必會強化其扭轉當前的供求關系的努力,最終令油價確定在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合理位置;從后者來看,隨著美國雙赤字的不斷擴大和市場對美國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擔心,美元的下滑將帶動以美元計價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發生波動。
而從一個較長期視角來看,若危機影響持續數年,嚴重依賴出口的亞洲經濟不得不將過剩的產能集中轉向內銷市場,由于供過于求,消費品和工業品價格將一路走低。由此,通脹可能最終轉化為通貨緊縮。
其次,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在亞洲抬頭。回顧歷史,人們不難發現,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前期,由于美國實行《斯慕特－霍利關稅法案》,將2萬多種進口產品的關稅大幅提高,引發各國群起效仿。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與外部危機隔絕開來,結果反而加劇了危機在全球迅速蔓延的速度和烈度。也就是說,這種錯誤的做法使1929年發生的一場普通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破壞性巨大的世界性經濟長期衰退。
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目前正在亞洲隱約浮現:由于擔心明年經濟漲幅可能不足4%,泰國正考慮將泰銖貶值5%以支撐其出口;中國近日也宣布將再次調高紡織品、服裝和機電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由于亞洲國家在出口結構和出口市場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同質性,在跟風效應驅使下,預料其他國家也很快會有類似激勵措施出臺。從單個國家角度看,通過促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理性的做法,本無可厚非,但如果著眼于整個地區的共同利益,則各國競相采取貨幣貶值或出口補貼的措施來刺激出口,很可能引發本地區某種形式的貿易戰或競賽。從本質上看,這就是“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結果無非是亞洲國家彼此之間玩了一場零和游戲,以更加廉價的商品補貼發達國家,使其坐收漁人之利。
最后,亞洲貨幣危機可能回歸。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其本質看是一場貨幣危機。危機爆發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大都將本國貨幣以某種頻率釘住美元,因而本地區實際上存在一個“東亞美元本位”,這是東亞經濟長期嚴重依賴對美出口的結果。研究表明,一些國家對美元的不恰當釘住是釀成危機的重要根源:如果能事先引入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通過貨幣的適度貶值,或許可能避免這次貨幣危機。
在危機結束十年后,亞洲各國雖然對國內金融體系做了一些修補,外匯儲備絕對規模也有不同程度增加,東亞貨幣金融合作也取得一定進展,然而,許多國家其實迄今依然沒能從根本上擺脫貨幣危機的陰影。一方面,美元本位依然存在,經濟對出口的依賴沒有本質變化,除中國等少數國家外,貿易逆差、外匯儲備不足（相對于國際資本日益擴大的流動規模）、熱錢大量進出等問題仍困擾著許多亞洲國家;另一方面,隨著危機的逐漸遠去,各國風險意識及合作意愿都在下降。凡此種種,都不能不引起亞洲國家的警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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