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該說，當前是存款保險制度出臺的最好時機了，金融機構和儲戶的道德風險問題，都是可以找到辦法克服的。否則等危機真的降臨，一切恐怕都太遲了，屆時就算亡羊補牢，也將于事無補。事實上，“時間窗”正在逐漸關閉，為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需要與時間賽跑。
歐美國家的救市，呈現出明顯的兩手策略，即一手對金融機構實施及時救援，另一只手預防性保護儲戶利益。前者表現為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大量注資和部分國有化，后者表現為各國紛紛啟動存款保險制度。
如果說政府對金融機構的救援是為了穩定市場信心，緩解流動性緊縮，使金融秩序免于崩潰；那么對儲戶利益的保護則是民本思想的體現，其背后的邏輯是，金融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決策者政策失誤、疏于監管或金融機構業務過度擴張造成的，而儲戶是無辜的受害者，不應對此承擔任何責任。
就目前兩手政策的實施效果看，對金融機構的注資并未從根本上穩定市場信心，歐美股市在經歷周一的大跌、周二的暴漲之后，周三再度潰不成軍；同時，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雖然有所回落，但仍顯著高于歐美央行的基準利率，表明流動性黑洞的情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除非后續還有更強有力的救援措施，否則之前的全部努力很可能付諸東流。
因此，從危機最終的解決途徑來看，能否守住儲戶存款這條最后防線至關重要。對于歐美這種成熟經濟體而言，最終能否走出衰退，還要看居民消費信心如何，只要其財富還在金融機構里放著，那么當危機高潮過去，隨著消費和投資的不斷增加，市場很快就能走向自動復蘇。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歐美央行在這方面動作如此迅速。
上世紀90年代初，IMF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銀行業貸款損失做過統計，發現四種情況：嚴重的外部宏觀經濟沖擊、不適當的國內貨幣和財政政策、過激的自由化、金融機構不審慎的政策和欺騙行徑。顯然，上述四種情況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都有可能發生。
為對這些高度不穩定的突發情況做出反應，貨幣當局和金融監管部門當然可以采取多種措施來重建信心、恢復銀行系統的活力，包括限制銀行不適當地承擔風險和不適當的內部交易；加強對銀行監督和審查制度，由中央銀行提供清償手段，以防止銀行從周轉不靈的問題轉變成喪失清償能力；隨時進行干預以解決銀行倒閉的局面。但上述緊急救援措施往往都是滯后的、被動的，更需要一種主動觸發式的制度性防范措施，在危機降臨的一瞬自動開啟抵御功能，將損失降低到最小，而存款保險制度就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傳統上，在國人心目中，銀行就是國家辦的，背后有國家信用作為隱性擔保，永遠不可能倒下。然而，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金融生態也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復雜性，其中既有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又有一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更有入世后源源不斷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其經營狀況和健康水平也良莠不齊。如果沒有強制性存款保險制度，銀行也未必絕對安全。例如，在國內設有分支機構的某港資銀行近日便遭到香港市民的擠兌。根據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2008年9月最新排名，雖然三大國有政策性銀行的本外幣業務被評為A-到A+，但一些股份制銀行只有BBB-，國有商業銀行的評級則大體在兩者中間，情況并不足以令人完全放心。
眾所周知，可供中國居民選擇的投資渠道極為有限，由于今年以來資本市場悲觀氣氛濃重，大多數人不得不將一生的積蓄存放于商業銀行。銀行一旦出問題，特別是在中國社會保障并不健全的情況下，后果不堪設想。
此外，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還要考慮一個外部性的問題，不是說我們想緩一緩就能緩下來的。由于周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存款保險制度，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出現制度缺位，一旦危機來臨，很可能出現國內存款搬家，大量資本外逃。這絕非危言聳聽——最近國際上就有一個鮮明案例，當愛爾蘭在歐洲率先啟動全面存款擔保后，便導致英國、德國等其他歐盟成員國大量居民存款流入愛爾蘭，引起各國的恐慌。因此，G7和G20會議上才會特別強調，一國的救援措施不得對其他國家產生負面外溢性。目前，金融風暴正在東亞地區集結，中國周邊的俄羅斯、韓國、印尼等都已經暴露出危機的前兆，對此切不可掉以輕心。
如同燃油稅等制度一樣，多年來，存款保險制度在中國一直是只聞樓梯響。早在10年前，有關方面就啟動了關于存款保險制度的研究。去年10月央行表示，存款保險制度已“不用等多久”；然而，今年3月，央行又表示，該制度年內推出尚無具體的時間表。筆者承認，這項制度的出臺確實存在方方面面的困難，例如，從貨幣當局和監管部門的角度看，此舉可能引起金融機構和儲戶的道德風險問題，但這都是可以找到辦法克服的。道德風險即便存在，也絕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既然其他國家可以解決，為什么我們不能呢？此外，一項政策的出臺如果要選擇時機的話，當前就是最好的機會，否則等危機真的降臨，一切恐怕都太遲了，屆時就算亡羊補牢，也將于事無補。事實上，“時間窗”正在逐漸關閉，為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們需要與時間賽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