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曾經慨嘆自己的貪婪：天上飛的、地上爬的，還有什么我們不敢吃的？今天，我們卻要擔心自己的胃口：越是好看漂亮的東西，我們越是不敢放心地張開嘴！
這不，三聚氰胺的事情還沒消停，太湖之濱又來了“橡膠銀魚”，潔白透亮的外表據說是高濃度甲醛泡的；桂花之鄉蘇州光福鎮里，也出現了用硫磺熏蒸的金黃桂花，不知情的人買了后卻用來釀酒和做湯圓。這樣的事情聽多了，真不知道我們是該練出火眼金睛呢？還是該練出“辟谷”功？
相對于其他消費品而言，食品的安全性波及面更廣，社會影響力更大，把握和控制的難度也更大。其難就難在：該行業既有商家違法成本過低、百姓維權成本過高的社會普遍性，又有技術含量和準入門檻較低、游商比重大、監管上難免粗放的行業特殊性。許多人一再強調，商家必須加強行業自律，加快道德建設，完善行為規范。其實，如果沒有一種法律的威懾力，沒有能夠讓商家傾家蕩產的違法成本，這些行為都會因失去動力和壓力而停留在紙面上。也就是說，如果板子打得不重，所有的說教和承諾，都會在人性的陰暗面和經濟人的本質面前完全失效。
建立一種懲罰性的賠償制度和集團訴訟制度，是許多專家向食品等產業安全“亂世”祭出的兩部“重典”。甚至，當三鹿奶粉受害者的監護人、廣州幼嬰張卓宇的父親向三鹿集團索賠90萬元而引起廣州法院高度重視時，社會輿論也普遍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在中國已不可逆轉。
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來自現實的阻力。一方面，根據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消費者獲得的最高賠償額只是商品的10倍——也就是，買一包奶粉，賠償金額最高也不過是幾百元錢。即使加上各種醫療和善后費用，對企業來說也是無關痛癢。特別是今后如果受害者出現后遺癥或新的并發癥，現有的法律也很難給出妥善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在碰到群體性案件時，許多群體訴訟還會被法院分割成若干個小案件來處理，因為我國現有的法院內部考核體系，是以案件量來衡量和計算的。這與集團訴訟顯然是互相排斥的。特別是在法律還不完善、判案效率還不高、法律所受干擾因素仍然比較多的現實條件下，所有訴訟的結果既很難保證時效性，也很難保證公正性。因此，有人不主張建立這樣的制度，而傾向于由政府主導的非訴訟解決途徑。
我們認為，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既沒有充足的精力，也沒有充足的能力。何況，政府評判和解決問題，也要有法律依據和接受法律授權。所以，修一部亂世中的重典，磨一把剪亂麻的快刀，是當務之急。社會變革、經濟起飛階段，魚龍混雜，物欲橫流，這是不可避免的。100年前的美國，也曾有過死耗子被扔進香腸攪拌機的現象，50年前的日本，也曾有過“森永砒霜奶粉”的事件。但是，美國從此有了《純凈食品與藥物法》，從此有了動輒上億、上百億美元的巨額商品賠償案，極大震懾了違法者；日本從此有了《食品添加物法定書》，從此有了延續35年、至今已累計支付410億日元的森永“救助金”，也極大警示了后來者。
所以，如果賭氣的話，我會這樣說：希望張卓宇們能夠勝訴，希望法院能向三鹿們開出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罰單。不為別的，只為給生命撐腰，給法律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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