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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在城市化進程中暴露的諸多社會問題，都與失地農民有關。究其根源，很多都是源于這個群體的相關權益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這種遺憾，今后應該會得到一定的消解。昨天，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此次會議圍繞農村改革發展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研究，最終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就是首先從農村改革開始的。這次，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透過這樣一個歷史坐標，對農村問題進行深度解讀和探討，既是一種對民意的對接，更是一種契合時代的理性回歸。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今后將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還將啟動城鄉建設用地“同地同價同收益”試點。與此相應的是，有消息稱，天津將試行農民用宅基地換商品房。這些或可看作一種信號的集納，它傳達出一個信息：政府將最大程度地還權、還利于農民，以消除農民背后的權利弱勢。
我們應該還記得，2002年，李昌平先生上書國務院總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自此，這句振聾發聵家喻戶曉的名言成了“三農”問題的經典濃縮。
在農民那一張張艱澀的面孔背后，其實是一個個具體而微的現實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農民工討薪問題，農村教育問題，農村醫療問題，不勝枚舉。它們看似分散而零亂，其實暗含著相同的聚合因子，一旦情勢惡化，可能驟然聚集，經過發酵后醞釀出一幕幕人間悲劇。可見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必然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而這個聚合因子，正是農民權益缺失問題。例如，在對“甕安事件”原因的剖析中，就有專家將原因指向失地農民進城后，相關權益卻未得到保障等問題。
而此次十七屆三中全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值得期許的愿景。全會要求，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對農村投入增長制度化。當然，要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就必須最大程度地實現還利于民。既往的社會保障體系之所以沒有涵蓋全民，顯然與戶籍制度的積弊有關。而飽受詬病的戶籍制度始終無法實現真正糾偏，又與其背后蘊藏著紛繁復雜的利益格局有關。正是基于這種不平等的利益博弈關系，連“城鄉同命同價”都成為一種奢望，更遑論其他了。
賦權于民是農村改革的關鍵著力點。顯然，只有還農民話語權，讓他們平等地參與到各種博弈中，讓他們平等地享受社會保障，和高效的公共服務，農村改革才得獲得足夠的制度正當，解決相關問題也才能真正順風順水。而本次的土地改革新政，則顯出中央推進改革的決心與理性。相信隨著農村改革走向深入，諸多痼疾能夠得到根除。同時，這些政策體現的還權于民、還利于民，讓我們感受到強大的行政理性與品質。
一項制度必須通過實踐來體現其價值。現在，農村改革的諸多決定已經開始從紙面走進生活，我們期待這些良好的政策，能在現實施行中不縮水不走樣。當然，制度是作為激勵而存在的，我們也期待能有更多具備激勵意義的措施，來為農村改革助力，使城鄉統籌健康發展，使農民權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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