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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農改或借鑒林改經驗。專家分析，新一輪農村改革可能會進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進一步延長土地經營權的年限，將農村土地的承包期從現在的30年延長到70年等。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分析認為，這一條規定或許就是新農改的突破口。目前，《土地管理法》正由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緊張修訂中。(見10月7日《每日財經新聞》)
新的農村改革被提上日程值得我們期待，因為完善土地制度還富于民，準確界定明晰農民權利，以“契約”代替“身份”呵護人的尊嚴，可以更好地促進要素的流動，推進城市化進程，最終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是時代的要求。筆者認為，中央審時度勢推進的新的農村改革有以下重要意義：一是加大社會的活力。曾經有人估計，在美國全部GNP創造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于社會流動的貢獻。農村明晰地產權，將會使得要素的流動成為可能，從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使得社會經濟獲得更好的推動力。當然，流動會帶來風險，但是蛋糕做大，也將會提升我們應對風險的能力，國家將會有能力給農村帶來更多的從社會保障到環境保護的公共產品。明晰地產權，使得農村經濟能夠更好地融入全國經濟循環中，也就使得公共管理者能夠更好地向農村提供公共產品。
二是有利于發展農村，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我國《物權法》2006年3月16日在全國人大通過之后，物權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傳統的集體經濟為主的農村，物權的明晰正遭遇著很大的尷尬，農民個人的權利在集體的名義下被虛化，農民個人的集體成員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屬于集體所有，但不為你所有”這樣的似是而非的集體觀，正在限制著產權的進一步明晰，相關的產權難以變成農民改變命運的資本。當前農村要進行的改革就是要做到集體與個人并重，充分尊重農民應有的個人權利。
三是有利于在工業化的情況下，促進城市化的建設。當前我國城市化的建設遠滯后于工業化發展的水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農民的權利被固定在土地上，“產權”不明確，使得農民難以獲得作為融入城市生活的資本，使得全國上億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始終成為城鄉“兩棲人”、“邊緣人”，這既滯后了城市化的發展，限制了農民的消費能力，又帶來了社會治安、社會保障等方面復雜的問題，也帶來了困擾全國，始終難解的戶籍問題。
我們期待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我們相信運用“產權”排他性的特征，能夠使得農民更好地呵護自己的權利，拒絕廉價征地、強制拆遷等嚴重侵犯農民權利的現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