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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國發生了一場自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聯邦政府周末決定拿出7000億美元購買銀行的壞賬，以穩定金融體系。許多金融專家指出，政府如此救市，最后的費用至少在1萬億美元以上。想想看：美國的GDP還不足14萬億美元。鬧不好，十分之一的GDP要拿去買銀行的壞賬。
這一系列救市組合拳的實質是什么？不妨打個比方：一家豪華酒樓里舉辦了個超級盛宴，山珍海味無所不有，每位出席者酒肉管夠。等宴席結束，吃飽喝足的客人把剩下的好菜打包帶走，酒樓里伺候他們一晚上的服務生興沖沖地跑到餐桌那里拿小費，結果發現不僅小費一分沒有，自己還要給整個宴席埋單！
市場經濟，本來強調的就是個人責任。如果你存心買了自己明明知道支付不起的房子，如果銀行發放了自己明明知道收不回來的貸款，那么你或者銀行就必須為此承擔后果。而政府救市，則是把那些平時克勤克儉的納稅人的錢拿出來，支付窮奢極欲之徒的壞賬。這樣，越不負責任的人，得到的獎賞越多。那些虧了上百億美元的金融公司的CEO，年收入照樣上千萬美元。更糟的是，趕上這么個選舉年，沒人敢對政府救市說“不”。奧巴馬還乘機提出，政府不僅要救華爾街，更要救老百姓。道理也是響當當的：如果那些把華爾街帶入癱瘓的CEO們也靠政府救市維持自己上千萬美元的收入，憑什么政府可以對小老百姓見死不救呢？不過，這種公正如果貫徹到底，也許政府要拿出的就不是1萬億美元，而是2萬億美元。將近五分之一的GDP拿去為不負責任的人承擔責任，后果是什么？很顯然，那就是加稅。要埋這么大的單，美國也許要長期背上巨大的債務和高稅率。這樣經濟還怎么發展？
美國公共媒體中最著名的投資家之一Jim
Cramer說：“在這個緊要關頭談這些大道理沒有用。現實是，如果政府在星期五不大規模救市，你星期一上班前到自動提款機取幾百塊現金時，可能就什么都取不出來。政府的動作至少避免了一場大蕭條。”
這話有多大的可信度先另當別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這么一個世界大國，走到這步田地，實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且也絕非僅僅是華爾街乃至經濟上的問題。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美國人在品德和素質上的蛻化和世界觀的敗落。“美國夢”從人類的理想變成了人類的惡夢。
要理解這一問題，必須從美國建國之父所界定的人生而俱有的基本權利說起，那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如今這些原則美國人還是從小就學，但不知不覺中，他們所信奉的基本權利變成了“生命、自由和幸福”。
用“幸福”代替“追求幸福”，是一個本質的變化。建國之父們把“追求幸福”視為基本人權，是因為幸福是追求來的，是否真能得到，要看你自己的努力，別人(包括社會和國家)并不欠你。大蕭條時代許多美國人丟了工作、流離失所，但不愿和兒孫談這些事情，覺得丟面子。在他們看來，自己落到那步田地，是自己的責任。美國已經給他們提供了追求幸福的機會，是他們沒有把握住。現在呢？你拿五千塊買了五十萬的房子也好，作為CEO虧了幾百億美元也好，大家本能的反應就是：政府要負起責任，要救人于水火。
這種心態，兩黨都有責任。房地產危機醞釀于克林頓時代。那時“兩房”受政府的壓力，必須給大量低收入的人提供貸款，哪怕對方沒有堅實的信譽記錄和可靠的償還能力。次貸的形成則正是與此呼應。布什上臺后，則鼓吹什么“所有者的社會”。更不用說當時美國儼然征服了世界，信心沖天，似乎生為美國人，有棟住房乃是天賦權利。這種權利如果沒有實現，一定就是政府的責任。現在美國社會上上下下，都彌漫著這種理所當然(entitlement)的心態。
追根溯源，羅斯福新政的一系列措施固然為社會公平和穩定提供了可貴的基礎，但新政哲學走入極端后，則把美國人養懶了，使他們心理上過分依靠政府。肯尼迪當年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么，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么。”現在的美國人則正好相反。當政府成了個大保姆后，國民就變成了永遠也長不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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