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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發展方式需政企合力
    2008-08-20    作者:劉霞輝     來源:中國證券報

  經濟發展方式是政府和企業共同決定的,政府的作用是指導、誘導與監督,實施者是企業,而企業的發展轉型則基于其對要素稟賦特征和獲利前景的考慮。

  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并非易事,因為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成與一國經濟所處的特定環境和發展階段有關,當前,應強化應用新技術和提高管理水平,原創型的知識創新可大力提倡但不可強求。

  1979年至2007年,中國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近10%;人均GDP從1980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000美元左右,增長10多倍。對此結果人們滿意,但對于取得這一結果的過程卻有諸多議論,其中之一是發展方式的合理性與可持續性問題。

  全要素生產率不高

  國內學者將近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歸納為“趕超戰略”、“低價工業化模式”、“過度工業化”、“低價競爭模式”等,認為發展主要靠要素積累推動,技術進步較低,發展的可持續性差,潛臺詞是中國經濟發展要走提高技術進步之路。但如何轉變發展方式并非易事,因為經濟發展方式的形成與一國經濟所處的特定環境和發展階段相關,不可能脫離該客觀基礎去人為構造新的發展方式。
  筆者認為,從一國經濟成長的長期歷史看,人均產量增長分為兩個階段。在人均資本存量處于較低水平的階段,隨著人均資本的增加,人均產值呈加速增長之勢,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征。中國近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符合這一規律,所以高投入是對的,它是使中國迅速脫離貧困的最好選擇。
  但要注意到,增長路徑還有后半段,當人均資本存量達到某一水平時,資本存量的進一步增加,人均產出將在越過該水平后呈遞減的增長趨勢,即規模收益遞減,這時再加大資源投入,效果會很差,最終使增長不可持續。中國目前應該到達了該水平,因為真正意義上的沒有資本的潛在勞動力基本消失了。好在我們并非只有這一條路可走,技術進步使經濟能持續增長。經濟學家通常把全要素生產率(或稱總和要素生產率,TFP)提高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標準,如果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要素投入的總量未變而產出水平增加,則說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中國目前TFP水平不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要減少要素投入,提高TFP水平。

  自主創新需求仍較少

  上面討論的是生產問題,經濟過程包括需求和生產兩個環節,而且生產與需求的關系日益緊密,需求創造供給的力量不斷強化,這就要求分析經濟發展應包括整個商品鏈,從產品的最初投入到最終消費。
  現實表明,某些企業通過控制商品流通環節,從而對某些產品的生產起決定性作用。過去的幾十年間,在通訊和交通運輸等條件不斷完善的條件下,中間商即大型零售商以及貼牌銷售商(本文將它們叫做“大買主”)開始走向前臺。這些大買主屬于技術性的企業而非生產企業,沒有工廠,它們只負責設計和(或)市場方面的工作,不生產自己的品牌商品,它們依靠的是一個復雜的銷售網絡,生產企業根據其需求指令進行生產。大買主的生財之道已經不是依靠規模、數量和先進技術,而是靠高附加值的研究、設計、銷售、市場推廣和金融服務的綜合。
  中國1978年以后的工業化和對外貿易增長主要來自“大買主”訂單的外向分包業務。該格局對我國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使東南沿海地區的大量企業進入了國際性的銷售渠道,企業無需大量投入銷售和創新成本,利用國際貿易擴大了商品的需求量,從而支撐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但這種發展方式隱藏的不良后果是企業技術進步壓力小,自主創新需求少,企業生存的命運掌握在別人手上。要擺脫控制,需要企業有相當規模與實力。

  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

  縱觀英、法、德、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其經濟發展方式經歷了從工業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當今后工業時代集約型的轉變:原始積累的經濟發展階段大約為1760-1860年,主要依賴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發展方式為資本投入驅動型;1910-1970年為現代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方式為管理創新和技術應用帶來的產品多樣性;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知識與創新的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方式為知識創新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中國目前若與西方發達國家比應是1980年以前的階段。所以,發展方式應強化應用新技術與提高管理水平,原創型的知識創新可提倡但不可強求。
  以上結論可從企業層面看到依據。因為企業的技術選擇要基于要素稟賦特征和獲利前景的考慮。對于后發國家企業的技術進步而言,大致有三個發展過程:第一階段是模仿階段,某些企業看到了市場上熱銷產品與可獲得的技術,利用設備更新等手段來生產新產品;第二階段是數量擴張階段,大量企業通過模仿來生產、新企業進入快,最終導致企業平均盈利能力下降。在這一階段,如果伴隨著大量對外出口和批量生產(銷售)網絡的進入,則企業尚能維持一定時間,并能通過擴大產量和品種獲得競爭優勢,但要進一步發展則空間很小;第三階段是質量改進階段,特征是不斷的創新、低效企業的退出、TFP增長快速,企業應用的是品牌戰略和產品質量認證。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因受到生產和需求的兩面擠壓而受到了一定抑制,正處在不利的第二階段,而且向第三階段的轉換不易,如人才、規模、管理水平等都跟不上。
  我們應看到,經濟發展方式是政府、企業共同決定的,政府的作用是指導、誘導與監督,實施者則是企業。由上面的討論可知,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一是政府應逐步消除價格扭曲和競爭障礙,使市場功能更加完善,從而使各類企業有平等競爭的環境和合理的利潤空間,促進企業不斷地吸收新技術,降低投入;二是政府有獎懲政策來誘導企業進行創新,如強制標準、稅收、金融支持與限制、政府采購、宣傳等,使企業有動力也有壓力;三是政府與企業應合力在建立生產與服務標準上有所作為,只有占領了這一制高點,企業的創新與發展才有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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