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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經濟好比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木桶，除非能夠持續地補上短板，否則，能夠裝的水恐怕永遠都不能讓人滿意。而今天，政治體制與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塊板。
北京的國貿橋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巨大LOGO。大約3年前，茶色玻璃搭建而成的中國大飯店和國貿中心都是北京最為堂皇的風景之一，而現在，它的后面突然豎起了一座明晃晃的摩天大樓，硬是要把國貿樓比拼下去；至于馬路東邊的央視大樓，那扭曲著的雙塔加上上面連接著的部分，似乎透露著更多不確定性的信號。
無論如何，這些看上去很美的現代化建筑，都在告訴世界，中國經濟增長了，而且速度驚人。毫無疑問，中國30年的經濟增長可以成為增長經濟學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而赫爾普曼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模型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析具有共鳴作用。
這個“新經濟增長理論”模型探討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四個“I”：innovation（創新，即技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interdependence（相互依存，即國際貿易對增長的影響），inequality（不平等，即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和institution（制度，即政治和社會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是在增長經濟學領域新近涌現的4個增長維度。所謂創新可以理解為人類技術的進步首先讓發達國家獲益，其次它的技術溢出也讓窮國發展；所謂的相互依存，可以理解為發端于上個世紀初期的全球化趨勢；所謂不平等，造成了經濟的市場化流動，而對制度的考量，則引入了許多非經濟學的因素。
很長一段時間之內，經濟學界對所謂的政治因素、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等都是敬而遠之的。不是因為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經濟學家不能用數學方法理清其中的機制。赫爾普曼對制度問題的把握，讓增長經濟學呈現出了一個更加開闊的領域。赫爾普曼有他的分析邏輯：既然創新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根源，那么為什么有的國家更容易創新，更容易接受和學習創新，而有的國家卻頑固僵化呢？
制度差異可能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制度可以被定義為規則、信念和組織的組合。制度可以保護創新，也可以保護既得利益，扼殺潛在的創新。好的制度必須能夠保障法治和合同的執行，并限制政府的干預。
眼下，各種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解釋都試圖構建某種理論架構。比如張維迎大致認為是中國政府的適當放松導致了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人民形成了自由競爭的局面；胡鞍鋼等人則認為是國家能力提升導致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陳志武則認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沒有秘密。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更大的選擇自由，一方面是通過資本化的手段，將“死”的財富、土地、資源和不能動的未來收入，通過各種資本化手段調動起來，加大資源配置效率，降低資源配置成本，由此增加創業資本、創造從業機會、強化了財富再創造能力。但陳志武同時認為，中國的制度性問題正在逐步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最大要素，下一個階段，對制度的重構將嚴格考量中國經濟。而在趙曉看來，制度的短板已經對今天的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了最大牽制。
趙曉在一個公開的場合如此闡述：今天的中國政府越來越像個“大善人”，要像千手觀音那樣去縫補失衡中國，使之恢復平衡。這里面，有些“手”政府是必須伸的。比如，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去調控經濟，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再比如，“更加重視節能環保工作”，完善節能降耗、污染減排政策，普遍建立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因為環境保護具有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無法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自動達致平衡。
但另外一些“手”則不是政府非要去伸的，或者還可以探求更好的辦法。比如，“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自主創新”，結構調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幾乎年年都要講，時間久了只能讓人想到政府其實缺乏能力去解決，結構升級也罷，自主創新也罷，推動的力量應該主要來自市場，主體也該是企業，而不該是政府。“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努力攻克一批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核心關鍵技術，依托重點工程推進重大裝備自主化建設，力爭在重點優勢領域取得突破”這樣的提法值得懷疑，因為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近年來的漢芯事件的教訓都證明，政府花錢去推科技攻關不僅效果很差，還容易導致腐敗。此外，世界各國的經歷表明，大多數產業政策都不成功，有時反而導致了更多問題。中國“產業政策”干預經濟的效果能更好嗎？
最關鍵的，政府應該追究那些事情的源頭，從根本上治理，而非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比如“三農問題”，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府權力太大，民眾權利太少，弱勢者權利最小。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增進民權，也就是變革權力結構，就像阿馬蒂亞·森所講的，給民眾更多的自由意味著實現更好的發展，而未必非要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所謂公平分配。
比如，為什么目前中國的消費與投資、外貿失衡？表面看似乎是個宏觀經濟問題，背后卻有其政治體制因素。2006年政府工作報告曾談到，“十五計劃”期間中國GDP增長了57.3%、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58.3%，農村居民純收入只增長了29.2%，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1.36倍。可見，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太強，強制性收入增長太快，才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費相對不足從而內需不足以及中國企業被迫通過外貿來解決市場出路。
至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這些問題近年來被批評為市場化的失敗，其實是政府在住房、教育以及醫療資源(市場性的與公共性的)供給上的不足，其背后則是公眾對政府權力的制約不足，也就是說是民權不足才導致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不足。
在所有的弱勢群體中農民最窮，就是因為農民離權力中心最遠。試問，農民如果有與城市居民同等權力，“三農問題”還會如此嚴重嗎？所以，與其說農民太窮，不如說農民太缺乏權利。與其給農民減稅，不如給農民更多的自治權利。
這是一個根本背離和諧社會建設目標的現象：以權力為中心，離權力越近的人越富，離權力越遠的人越窮。2000年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三個群體就是權力者及其親屬、權力法定的國有壟斷部門群體、與權力結盟的資本代表(如房地產商)。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經濟好比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木桶，除非能夠持續地補上短板，否則，能夠裝的水恐怕永遠都不能讓人滿意。而今天，政治體制與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塊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