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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安狀況欠佳，黑惡勢力猖獗的地區，應著力強調日常辦案機制，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在官員的升遷，治安狀況的評估上，也應引入公眾評價機制，讓官員在制度上不得不重視民意，尊重民意。
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就具體案件下達辦案指標的做法，多年來備受質疑。北京、湖北等地公安機關先后放棄“辦案指標”，也都曾贏得過一些喝彩。兩年前，北京警方宣布從“指標制”過渡到“數據常量”，實現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當時的媒體高度評價了這一舉措所帶來的轉變，稱“北京警方對社會治安局勢的掌控能力正在進一步提升”（2006年7月31日《新京報》）。
廢除“辦案指標”之后的效果是如此顯著，本應引得各地公安司法機關爭相仿效，但事實似乎并非如此，我們至今在公共傳媒上仍能時不時看到“辦案指標”的影子。5年前，沈陽市公安機關曾在冬季“百日會戰”中明確提出，要“破獲100起命案，抓獲100名要犯”，在媒體的質疑與批評之后，想來當地應有所反思，因應民意與執法理性對“辦案指標”予以科學校正。但事與愿違，據《法制日報》于6月12日報道，“辦案指標”又在遼寧重現，只不過，這次“指標”的制定者變成了遼寧省公安廳。“新指標”的內容是：從5月到今年年底，全省各市公安機關必須打掉一個以上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各縣(市)、區公安機關必須打掉5個以上惡勢力犯罪團伙。
對“辦案指標”之弊及其容易導致的惡果，已有成批量的分析文章見諸輿論。如果遼寧此打黑指標是可行的，那么每個市至少應該有一個以上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每個縣(市)、區至少有5個以上的惡勢力犯罪團伙，難道黑惡勢力在遼寧如此猖獗與逍遙嗎？其實，當“辦案指標”來來去去，于治安狀況而言，仍是“治標”而未“治本”。如果“指標”定得多了，基層干警的“治本”之心也就散了。若真“除惡務盡”了，下一次“指標”降臨，拿什么來完成任務？如受辦案指標的限制，則只會束縛打黑除惡，并因此留下隱患。
可就是這樣一個民眾反對、媒體質疑，甚至連基層干警也同樣叫苦不迭的“辦案指標”，卻硬是陰魂不散。潛在的原因也許就在于，量化的“指標”不僅于治安有“治標”之功，于某些領導而言還能最直觀地體現政績。看來，只要我們的治安評估、官員任免等，還存在著“唯上不唯民”的弊端，就很難保證官員們把對民意口碑的追求，置于上司的嘉許之上。
當然，不排除有些地方官員會基于道德自覺來主動取消“辦案指標”，只是，這種純粹依賴于官員個人官德的制度改進，注定無法大面積推廣。鑒于對“辦案指標”之惡在輿論上已形成共識，公安部理應以內部的制度化來嚴厲禁止各地再頒“辦案指標”。對治安狀況欠佳，黑惡勢力猖獗的地區，應著力強調日常辦案機制，做到發現一起，查處一起。在官員的升遷，治安狀況的評估上，也應引入公眾評價機制，讓官員在制度上不得不重視民意，尊重民意。
如是，“治標”的“指標”方有可能大范圍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