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是否應為震災放松？近期對這個話題如火如荼的激辯戛然而止了。中國人民銀行6月7日下午宣布，決定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在本月內分兩次按增加0.5個百分點繳款。地震重災區法人金融機構暫不上調。
這次準備金率調整多少有些出其不意，沒有“等得及”5月份數據的公布。此前的調整通常是在重要統計數據公布后立即做出的。在筆者看來，提前調整意在打消貨幣政策可能放松的猜測，也不想讓相關激辯再進行下去。當局想強化的一個信號是，從緊貨幣政策未因年初的冰雪災害而放松，也不會因四川震災而改變。
最近，筆者和同事們合作研究了境外金融抗災的大量經驗案例，我們的確找不到自然災難與放松銀根的必然聯系。
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佐證是，2005年夏季颶風“卡特里娜”重創了美國的南部數州，雖然災害損失規模驚人，但美國經濟當時正處于上升通道中，颶風對整體經濟的影響較為有限，美聯儲仍堅持將打擊通脹作為首要任務執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在颶風過后不足一個月時進行了第11次加息。我國此輪的經濟周期高峰可能已過，這和美國2005年情況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控制通脹都是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
當然，災難發生后，貨幣政策放松的案例也有，但放松主要不是因為災難造成了重大損失，而是另有隱情。我們來看兩個情況。
一種情況是災難對市場信心造成嚴重打擊，市場流動性因此顯著收縮。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危機造成的直接影響在10月份已基本結束，但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受到消極影響，GDP增速預測出現下降。監測到這些情況，美聯儲果斷調整了其貨幣政策，在“9·11”之后的三個月內連續四次降息，累計幅度遠大于正常情況，有效提振了市場信心。
另一種情況是災難正好在經濟衰退期發生，為防止衰退加劇，貨幣政策需要加力放松。臺灣1999年“9·21”大地震發生時尚未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島內出口就業形勢悲觀。為此，震后臺灣“中央銀行”釋出1000億元郵政儲金作為項目低息融資。這顯然意味著，災難發生后，為配合災后重建，臺灣貨幣管理當局推動了銀行信貸規模的擴張。
應該說，上述兩種情況均不符合我國的現狀。震災沒有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前景，也沒有打擊金融市場的信心并導致流動性緊縮；當前宏觀經濟整體形勢也不處于緊縮通道。
災難就是災難。災難的損失必須有人承擔。在多數情況下，主流的災后融資框架是，損失首先應該按商業合同由金融市場承擔一部分，比如，保險賠付。在金融發達國家，巨災債券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財政（包括各類捐贈）應承擔相當一部分，尤其是受災嚴重的地區和群體的損失。再次，是政府參與金融市場災后重建。比如，提供擔保，鼓勵銀行發放重建貸款。最后，余下的損失只能留給私人承擔，這是無法回避的。
那么，放松貨幣政策意味著什么呢？放松貨幣政策實際上表示，通過擴張貨幣供給為損失埋單。這無異于在戰爭時期，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多印鈔票供政府開支，當然，這終將造成通貨膨脹。
一種最簡單的貨幣政策埋單的方案是，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免去災民的債務，然后由央行向商業銀行支付這筆損失。然而，這種做法如果說曾經有的話，現在也難覓其身影了。1998年洪災后孟加拉國的信貸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1980年代的洪災中，銀行通常取消受到影響的貸款，不同的是，雖然1998年農業貸款大幅增加，但既有貸款只是延遲償還。臺灣政府在“9·21”地震后出臺的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是在維持原有債券債務關系的基礎上開展的。這也是美國金融業應對巨災的做法。
因而，一出現重大災難就要求放松貨幣政策是缺乏國際經驗依據的。
不過，這不是說，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巨災的過程中將無所作為。鑒于我國貨幣政策較為濃厚的數量型色彩，區域化的貨幣政策或許比國外擁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我國地域廣闊且地區差別很大，即便是同樣的貨幣政策在不同地區間的效應也有所不同。對于貨幣政策效應而言，地區差別體現在地區經濟結構的不同、市場化進程的不同、金融市場深化程度的不同以及金融結構的不同等等。由于貨幣政策發揮作用需要傳導中介和機制，如果各地區的傳導中介和機制不盡相同，貨幣政策在地區間的有效性也就會有大有小，有強有弱。這些方面已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同樣，我國的貨幣政策工具中數量型工具占到了很大的分量，在此輪宏觀調控中，這一特征也得到凸顯。自2007年年初至今，存款準備金率共計上調15次，今年也已五次上調。當前準備金率的上繳辦法是，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按法人統一考核。這就為實行地區差異化的存款準備金制度提供了方便。比如，這次調整準備金率規定，地震重災區法人金融機構暫不上調。因而，可以在保證整體緊縮的情況下，不影響災后重建的資金供給。
另一個可以發揮的空間是信貸規模。信貸規模的控制在當前的緊縮調控中占有重要地位，除非宏觀經濟基本面出現逆轉，否則信貸規模不會全面放開。不過，信貸規模通常計劃到各省甚至各地區，可以局部增加震區的信貸規模額度，來為災后重建提供金融支持。
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較好地契合了我國地區差距大、貨幣政策工具偏數量型的國情，并有望幫助實現由多難向興邦的轉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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