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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紀初的上海街頭當鋪 |
 | 提要：在中國歷史上，隨著典當業的發展、成熟和壯大。出現了徽州、山西、陜西、福建等幾大典當幫，其規模及聲勢可與這一時期的“十大商幫”媲美。中國的典當幫，既是典當業繁榮興盛的結晶，為中國典當業增光添彩；又是乘風破浪的弄潮兒，把中國典當業不斷推向高峰。
徽州當幫產生于明代，在幾
大當幫中最早顯露頭角，獨領風騷。
徽州是個出商人的地方，從明代中葉以后，徽商就是當時的十大商幫之一，經營鹽、茶、木材等行業。但相比之下，這些行業都沒有典當業賺錢來得快，徽商于是紛紛投向典當業，當時廣泛流傳著“無徽不典”的民諺。徽州當幫立足江南，向外延伸，并占領了長江以北，連《明實錄》中都有“徽商開當，遍于江北”的記載。明萬歷時，河南巡撫沈季文上奏，在河南經營典當業的徽商有213家之多。集聚在嘉興縣的徽州當幫，以農田為拙業，專以質庫居積而自潤。在揚州開當鋪的，無一是本土人，多是徽州新安的商人。山陰縣尉也指出，在山陰開當鋪的商賈，皆是新安人。明代徽州的當幫，不僅占據通都大邑，而且延伸到窮鄉僻壤。萬歷時給事中周汝謨講到，“僻壤下縣，徽商裹足”。到了清代，徽州當幫仍有一定的影響。上海典當業仍由徽州當幫所壟斷，時有69家當鋪，徽商所開者達30戶，占42%。山東臨清典當業，“舊有百余家，皆徽、浙人為之”。如果把徽州典商與徽籍鹽商的活動舞臺相比較，徽籍當幫的足跡遠遠超過了鹽商的范圍，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明清徽州當幫由于分布廣，聲譽好，盈利多，社會地位很高，在當地更視若朝廷命官，高人一等。明代徽州地區因為重利，一直把富商稱為“朝奉”。“朝奉”是宋代的品官，朝奉大夫從六品，朝奉郎正七品。由于徽州當商的資本雄厚，在全部徽商資本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朝奉”這頂桂冠就落到了徽州當幫頭上，并逐漸演化成徽州幫當鋪經理的代稱。徽州對當商的這種敬稱一直保持到20世紀50年代，可知影響之深遠。同時，徽州當幫的事跡在社會上到處流傳，明清許多小說筆記中都有徽州當幫的有趣故事。如明代凌濛初寫的《初刻拍案驚奇》，艾衲居士的小說《豆棚閑話》等都有一些生動的描繪。
徽州當幫的特點，一是出現了許多“典當世家”。如明代徽州的吳氏家族，主要經營當鋪，從遠祖起家，十代不絕，源遠流長。這種典當世家，起著領頭羊的作用，對地方影響很大。明代徽州以開當鋪發家致富的風尚非常濃厚，商人趨之若鶩，典當業成為當地商業四大宗之一，與世家的影響不無關系。
二是善于經營。徽州當商慣于用薄利多收的辦法，贏得很好的聲譽，也贏得眾多客戶，由此獲取大利，他人卻往往不覺。在京城南京，福建當幫的當息是三分到四分，而徽州當幫取利僅一分二分，最高三分。人都喜歡徽州當幫，不喜歡福建當幫，徽州當鋪客戶濟濟，福建當鋪門可羅雀。這雖然是經營理念的不同，但實際也存在著當幫之間的明爭暗斗。明代有這樣一個故事，陸秀才因為手頭窮，到徽州當鋪借銀子三百兩，三分起息。別人都擔心他還不了，但徽州當商毫不猶豫，原來他看中了陸秀才有一處好園子。贖期已到不見陸秀才來，當鋪也不去催，一直等到與園子價值相當時，才上門討債，把秀才的園子盤到了手。這種做法雖然有些不正義，但反映了徽州當商的精明果斷。
三是規模較大。徽州當幫有著長久的商業積累，資本一般都比較雄厚，典當業的規模都較大。如清末上海，徽州當幫一人就開設兩三個當鋪，多的可達四五處，徽州當商戴靜波設有源泰、潤泰、義豐等四座典當。這樣的情況還是比較普遍的，徽州當幫能夠用薄利多進的手法與福建當幫競爭原因就在于此。
四是親緣關系。徽州當幫的構成一般以地緣關系為紐帶，而徽州當幫在此基礎上，還有著宗族關系和親緣關系等更深層次的聯結，這是徽幫堅固不散的原因之一。這些特點奠定了徽州當幫的實力和地位，站立鰲頭，無與匹配。
山西典當幫在明代還不見聲色，但到清代迅速崛
起，占據長江以北，日漸取代了原來徽州當幫在江北的地位。
史載清代典當業“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可知清代徽州當幫的一統天下沒有了，晉幫與其南北對峙，平分秋色。
山西當幫首先是在本地壯大起來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山西就有當鋪2562家，占全國當鋪總數的16.98%；乾隆十年(1745年)，迅速發展到4695家，占全國當鋪總數的21%。比康熙二十四年幾乎增加了一倍，增長了83.25%；在全國22個省和地區排名第一位，比政治中心直隸、經濟中心江浙和商業中心廣州的當鋪還要多。《晉政輯要》記載，光緒十年(1884年)，經山西省布政司蓋印領帖的當鋪就有1869家，至于沒有登記注冊的當鋪，就不知多少了。
乾隆十年，山西的當鋪按全省98個州縣計算，平均每縣47家當鋪。但具體到每個州縣多少卻不均等，乾隆時期安邑縣18家，絳州195家，曲沃37家，趙城26家；同治時期翼城21家，襄陵11家，祁縣96家。從其分布可知，山西的典當幫主要在今天山西的晉中地區，這種現象與當地地勢平坦，交通發達，經濟發展有密切關系。
山西當幫在本地發展的基礎上，開設向外地延伸，首先占據的是北方各地。咸豐初年，在京城山西當幫開設的當鋪接近200家。咸豐三年(1853年)，京城有當鋪159家，山西人開的有109家，占總數的68.55%。直隸省(今河北省)的典當業，多系山西當商的投資。天津也是山西當幫集聚的地方，在無極縣山西商人獨資開設的當鋪就有9家，分別由山西祁縣、太谷、汾陽、平遙商人經營，當地有“無山西人不成當”的說法。承德是直隸北部最大的一個府，有254家當鋪，基本由山西人操縱。關外地區的奉天(今沈陽)，在這里經商的外地商人山西人最多。乾隆時，奉天有當鋪1236家，山西人開設經營的居多數。咸豐三年，統計這里有130個商人，全是山西人，其中太原府124人，占95.39%。齊齊哈爾原是黑龍江建省后的省會，山西人最早到這里經商，經營典當業。山東省是山西當幫活動的大本營之一，主要在西部和西南部，如臨清州鄉合城有17家當鋪，皆是山西人。館陶縣的當鋪也基本上由山西人經營，曹縣境內山西人開的當鋪、錢莊處處皆是。嶧縣典當商人也多來自山西，泰安經營典當業的商人以晉人為多。山西當幫在河南省也經營著許多當鋪，如孟津及許多州縣“鹽當各商多晉人”。
因此可見，山西當幫的勢利在北方地區已經占據了霸主地位，徽州當商的力量已經微不足道。
等到北方占據差不多時，山西當幫開始回過頭來與徽州當幫搶奪長江以南地盤。湖北省的漢口及州縣就是山西當幫活動的一個主要據點。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黃陂、襄陽、光華三縣有當鋪50家，其中山西當商開設的就有20家，占總數的60%。而徽州當幫開設的當鋪只有1家，占總數的2%。光緒十七年(1891年)，僅山西介休當商在漢口開設的當鋪就有15家，知道字號的有咸益祥、福來同、廣泰福、慶泰成、錦春發、永順厚，永昌瑞、慶春隆、源豐永、益昌升、天裕豐、晉泰恒、萃升源、福美尊、大元裕。光緒八年(1882年)的《申報》刊登：山西一富翁，春季攜重金游揚州，擇利而投資。父子決定在江寧、蘇州、武昌各開兩個當鋪，在揚州開四個當鋪，每個當鋪先發本銀20萬兩。于是在揚州城內買地造屋，年底開張。此事能上《申報》，說明當時影響較大，也說明山西當幫實力的強大。難怪都說后來者居勝。
山西典當業行幫來自什么地方？現有文獻無法進行統計，只能局部的加以考證。據黃鑒暉分析，道光三年(1823年)，山西當幫在湖北的襄陽開當鋪13家，其中介休有10家，占總數的76.9%；汾陽1家，孝義2家。山西當幫在光華開設當鋪有6家，其中孝義有1家，襄陵2家，陵川2家，鳳臺1家。咸豐三年(1853年)，山西當幫在京師開有109家當鋪，其中介休59家，占總數的54%；靈石23家，占總數的21%；還有平遙11家，汾陽4家，孝義1家，太谷5家，文水4家，陽曲1家，榆次1家。光緒十七年(1891年)，山西當幫在漢口有當鋪15家，全由介休當商開設經營。
可以初步說明，山西的當幫主要出自汾州府(今山西晉中地區)，汾州府主要出自介休縣。民國時期的《介休縣志》記載：“介休商業以錢、當兩商為最……至邑人外出貿易者，在京則營當商、賬莊、堿店，在津則營典質轉賬，河南、河北、漢口、沙市等處，當商、印局邑人最占多數。”這條記載是一個有力的印證。
在清代，中國形成了長江以南徽當為主，長江以北晉當為主的格局，但這只是從二者所占比例來說的，并不是絕對的。徽州當商也有在長江以北開當的，山西當幫也有在長江以南開當的。
陜西、福建當幫雖然不能與徽州
和山西當幫相抗衡，但也各據一方，算得上地方霸主。
陜西當幫的活動范圍主要在湖北、四川等西南地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黃陂、襄陽、光華三縣有當鋪50家，陜西當商開設的當鋪有8家，占總數的16%。光緒初年，四川省的射洪縣，“敝邑大鎮質鋪，系陜幫開設”。當時成都一家票號對客戶信用調查中，所列陜西當幫的當鋪就有21家，其中三原縣當商開設的有16家，占總數的74%。除此，渭南當商開設的有2家，其他籍貫不明。可見陜西當幫在西南地區還是有一定的實力和影響的。
福建當幫主要活躍在南方和沿海。由于福建當幫利息高，未能占據更多的地盤。
自清末到民國時期，由于戰爭頻仍，政局動蕩，典當業受到致命的沖擊，各路當幫也隨大勢所趨，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和霸主地位。如京師、天津、漢口原來山西當幫開設的當鋪最多，到這一時期幾乎絕跡。八國聯軍之后，京城當鋪由原來的200多家剩下十余家，日后經過十幾年的恢復，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增加到165家，但山西當商開設的當鋪只有4家，僅占總數的2.42%。光緒十七年(1891年)，山西介休當商在漢口開設有15家當鋪，辛亥革命后全然無存。雖然近代陳去病的《五石脂》中說，徽籍當商“質鋪遍及郡國”，但已是此一時彼一時了。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當幫要想東山再起，恐怕已無回天之力，只好無可奈何花落去。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