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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黨的十七大確定的收入分配目標和分配原則，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關系，當務之急是要扼制住強勢集團憑借行政權力和壟斷地位謀求自身利益擴張的沖動，因為他們已經率先多得了很多，在剛性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至少在蛋糕增量的切割上使他們所占的比重降低一點。而收入明顯偏低的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應當更快一些，數量應當更大一些。這些階層包括：企業退休職工；以勞動報酬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一線工人；進城的農民工；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商業、餐飲業等服務業中的服務員；一部分就業不充分的青年知識分子等。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是黨的十七大為改善民生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而居民收入的增加，從來不是一個包括全體居民在內的勻速等量的“齊步走”過程，而是一個對于不同居民群體來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多有少的差別化調整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實現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分配目標，就必須對不同居民群體收入的增速和增量進行有區別的調節。例如，當腦體倒掛，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情況突出時，就應該較快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的收入水平；當種糧農民增產不增收，收入增長緩慢的時候，就應及時采取措施盡快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當某些壟斷部門憑借壟斷地位而坐享高工資高福利的情況發生時，就應限制這種壟斷性收入的增長。
這種差別性的調節措施使用得是否恰當，關鍵在于有沒有一個科學合理、公平正義的分配理念以及相應的制度作保證。有了這個理念和制度，面對各種利益集團的壓力和博弈，才能正確地區分出哪些部分社會成員的收入該先漲和多漲一些，哪些部分社會成員該不漲、緩漲或少漲一些。如果缺少這樣的理念和制度，那就要把事情辦壞。該漲的不漲，不該漲的多漲，那還有什么公平正義與社會和諧可言。
根據筆者的觀察，在目前的分配格局中，有些急需增加收入的群體，在社會輿論和政策導向上看似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是雷聲大，雨點小，得到的實惠并不多。比如企業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偏低，已是不爭的事實，有的高級工程師也就每月８００元左右。有不少地方資訊宣稱“要大幅度提高企業職工退休金待遇，過去已連續調整了三年，今后還將連續調整三年。”如果不仔細進行橫向比較，一聽這話還真的以為企業退休職工這下可翻身了，再不用為生活拮據而發愁了。可實際上他們到底漲了多少呢？每調一次退休金多在幾十元以內，按這樣的幅度，到２０１０年差不多才能調到人均月收入１２００元左右。根據目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的情況分析，他們的真實購買力究竟能增長多少，實在難有樂觀的預期。
而同期公務員群體的情況怎樣呢？除了國家統一規定的工資標準不斷上調之外，不少地方以“陽光工資”、“地方補貼”等名義發放了“第二工資”。這“第二工資”可不是一個小數額，在較為發達的地區人均年補貼三五萬不等，低的也有一兩萬。有個城市借著供暖體制改革的名義，制定了以公務員和事業編制人員利益為本位的補貼政策。依據職務高低劃分若干檔次，凡吃財政飯的人按人頭發放采暖補貼。越是有權勢有活動能力的人，其家庭成員在機關和事業單位就業的比例就越高，享受的補貼也越多，往往交了采暖費之后，還能剩余一大塊。而享受不到財政補貼的人，情況可就不一樣了，有的企業給補，有的不給補，困難群體一時情緒激憤。當地政府不得不采取補救措施，花了很大精力，用了兩年時間，才把這件事情平息下去。
筆者認為，如果按照我黨的執政理念和公平正義的要求，這件事情倒過來處理才合適。冬季采暖，關乎民生，為什么不把困難群體先安排好，再去或最后考慮公務員的補貼呢？如果財政的錢比較緊張，為什么有些公職人員較多的家庭所獲得的補貼總額要大大超出繳費標準呢？這樣多得的部分實際已經不是“采暖補貼”，而是一種憑借公職身份而獲得的額外收入。怪不得近年來各地公務員競聘異常火爆，一個空缺幾十個幾百個甚至上千個高學歷的人競爭。有如此優厚的待遇，公務員崗位怎能不成為人人羨慕而又奮力拼搶的崗位。
面對公務員工資福利的大幅度提升，企業退休職工漲的那點錢，簡直就是個零頭而可以忽略不計。不僅數量對比讓人汗顏，而且在操作手法和輿論掌控上也頗耐人尋味。只要給企業職工漲點退休金，又是登報紙，又是上廣播，弄個沸沸揚揚，生怕人們不知道這些“民心工程”。而公務員發放“陽光工資”和“地方補貼”時，卻不聽證、不公示、不登報，悄悄密密地進行。人們只能在朦朧狀態中以街談巷議的方式傳遞著“公務員又漲工資了”的消息。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該漲的不漲、少漲、慢漲，不該漲的大漲、快漲的情況？看來光有公平正義的指導理念是很不夠的，這方面我們已經寫的、說的、宣示的夠多了。任何好的理念都必須有嚴格的制度措施作保障，才能落到實處。比如，各級黨政官員，若只要有一筆開銷，哪怕是很小的一筆開銷不符合職務規定，面對公眾或輿論的質詢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就馬上面臨著被迫辭職的危險。在這樣的環境下，誰敢自己給自己漲工資？任何社會成員都是一個理性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任何公職人員都不例外。因此，從法理上來講，任何一筆財政資金的使用，必須有嚴格的監督，必須讓納稅人知道他們辛辛苦苦納的稅，都怎么用的，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如果有了這樣的制度和程序，恐怕就不會出現公務員猛發補貼，而企業職工退休費少得可憐的情況，也不會出現采暖費補貼向公職人員傾斜，而對其他階層不利的情況。
根據黨的十七大確定的收入分配目標和分配原則，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關系，當務之急是要扼制住強勢集團憑借行政權力和壟斷地位謀求自身利益擴張的沖動，因為他們已經率先多得了很多，在剛性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至少在蛋糕增量的切割上使他們所占的比重降低一點。而收入明顯偏低的階層，收入增長的速度應當更快一些，數量應當更大一些。這些階層包括：企業退休職工；以勞動報酬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一線工人；進城的農民工；從事種植業、養殖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商業、餐飲業等服務業中的服務員；一部分就業不充分的青年知識分子等。這些人主要以提供勞動力要素為生，面對資本要素的強勢擠壓，他們能否按勞動力價值獲得勞動報酬，是在初次分配中能否爭取到公平的底線。如果工資水平長期被壓在勞動力價值以下，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再生產不能正常進行，在萎縮中勉強度日。這樣的情況，無論在任何地方，都不屬常態。
而目前我國，有大量資料和數據證明，在上述勞動者中，尤其是農民工和城鎮非正規就業者中，有大批人員的工資水平長期低于勞動力價值。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前幾年外來務工人員的月工資僅６００元左右，十幾年時間僅增加了６８元，幾乎沒什么變動。這樣的工資水平，有人說一天賺的錢僅夠買四碗炸醬面，養家糊口極為困難，更談不上什么教育、培訓、娛樂支出了。這樣的工資標準，不是個別現象，在建筑業、加工業、商業服務業，非常普遍，而且經常被拖欠。對這種收入畸形分配局面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變，按照十七大報告的要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上述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不可能全靠財政轉移支付解決問題，但政府的公共政策仍然大有可為。比如實施促進就業的公共政策，適度的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必要的產業扶持政策，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財政支出政策，免費提供的勞動力培訓政策，公共服務向弱勢群體傾斜的社會政策，等等。所有這些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實施，都會促進上述階層收入水平盡快提高。這樣也才有可能實現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