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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既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又是一個經濟轉軌中的大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在過去的30年中，改革開放深刻地影響了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市場機制的建立和逐步融入全球化進程，極大地激發了經濟運行的活力，大大地改善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更趨合理。由此，我國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當前，我國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與經濟發展升級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一個國家的制度安排往往是同其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尤其是經濟起飛階段與發展升級階段面臨不同的問題。在經濟起飛階段，經濟總量的快速提高非常重要。與此相適應，我國建立了一整套有利于提高經濟總量的制度安排。比如分稅制改革激發了地方政府之間在經濟總量上的競爭，偏重GDP指標的干部考核機制使得各級政府集中關注經濟總量等。
但在目前，我國正處在發展升級階段，人本身的發展，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經濟發展質量則開始成為發展的首要價值。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在我國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邁進的進程中，使各項制度安排由注重經濟總量向注重人的發展和經濟質量轉變，在此基礎上實現科學發展。
把人作為整個發展的首要價值，在實踐中有兩大支柱。一是人的發展所必需的財富基礎。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需要關注的是我們現行的經濟體制，能否在資源環境的約束硬化的前提下，通過進一步的資源優化配置，創造更多的實惠財富。這就是所謂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二是使現有的物質財富增長轉化為所有人的能力和素質的提升。這就取決于社會財富分配和消費的方式以及相關的制度安排。我們說使發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人，并非是平均分配財富，而是財富能夠使所有的人都能夠全面地發展自己。這就是所謂的公平發展問題。
無論是實現可持續發展還是公平發展，都高度依賴于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基礎秩序。近些年，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制約的問題逐步開始凸顯，與資源要素領域市場化改革滯后直接相關。在過去的30年中，我們通過產品領域的市場化，極大地調動了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實現了總體小康。目前我們還要進一步實現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的過渡。這一進程，將意味著運用同樣或者更少的資源生產比過去多得多的產品。這就要求盡快推進資源要素領域的市場化，使資源使用能夠反映成本，使環境成本能夠內部化到企業成本當中。這一過程，既是資源配置進一步優化的過程，也是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深入的過程。
解決收入分配領域的問題，實現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同樣離不開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基礎秩序。過去30年的改革實踐證明，如果沒有一個規范的產權制度，沒有一個公平、透明的競爭秩序，就很難產生規范的收入分配。中國目前貧富差距的產生，主要在初次分配。而規范初次分配，重要的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從經濟學的常識看，初次分配領域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實質性的解決，國家的再分配對于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
因此，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舉措仍是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秩序。
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是使經濟發展成果轉化為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渠道，也是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條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形成這樣一個良性循環的發展：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人的素質的提高，而人的素質的提高又成為新一輪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
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安排，經濟發展的成果都不會自動地轉化為人的素質的提高。那么，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可以實現這一點呢？就是一個比較完備的公共服務體制。國家通過公共財政這一渠道，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大致相當的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基本生活保障、公共就業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具有提高自身素質的基本社會條件。換句話說，盡可能使個人的發展不受到自身財富擁有量的限制。在這樣一個社會，即使存在比較大的貧富差距，也很難引發大面積的社會心理失衡。
從理論上講，我們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過程的公平，也需要一個完善的公共服務體制來解決起點上的公平。從我國改革發展的現實情況看，建立公共服務體制的任務非常迫切。一方面，在我國發展升級的新階段，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在過去的溫飽型社會階段，老百姓更多地關注衣食住行，現在更多地關注與自身發展相聯系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另一方面，由于我國公共服務體制的不完善，公共服務直接成為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總的來說，越是收入比較少的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務種類越少，水平越低。要緩解這三大差距，就必須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標，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向困難群體傾斜。
(作者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