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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卡托研究所等在內的經濟自由網絡(Eco-nomicFreedomNetwork)于近日發布了《世界經濟自由報告》。這份最新的報告顯示，在141個經濟體中，香港特別行政區連續11年榮登“最自由經濟體”寶座。
在滿分為10分的幾項指標中，包括政府規模、法律框架和財產安全、穩健貨幣、自由貿易，以及對信用、勞工和商業的管制等，香港獲8.9分。緊隨其后的是新加坡(8.8分)，新西蘭(8.5分)，瑞士(8.3分)，加拿大(8.1分)，英國(8.1分)，美國(8.1分)，愛沙尼亞(8.0分)，澳大利亞(7.9分)和愛爾蘭(7.9分)。中國內地排名86，得分為6.3分。另外兩個轉型國家的表現要遜于中國內地，巴西(6.0分)排名101位，俄羅斯(5.8分)排名112位。墊底的則是津巴布韋和緬甸。
《世界經濟自由報告》衡量的是政治與制度對經濟的影響程度，由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研究和教育機構在經濟自由網絡協作下完成，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也曾經參與該項目。自1996年該報告發布以來，迄今為止已有11年，而香港一直位于最自由經濟體的榜首。今年的報告再次確認了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同時也確認了法治和自由市場原則在香港依舊不可動搖，這加強和鞏固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回歸十年中，曾經有過各種各樣的擔憂，認為香港的經濟自由可能會受到影響，“一國兩制”并不會真正得到貫徹落實。但《世界經濟自由報告》表明了一點，至少在經濟上，十年之后，香港依舊最自由。那么香港何以最自由？
香港之所以經濟最自由，關鍵的一點是，政府將“看得見的手”縮了回去。回歸之前和回歸以來的十年，香港政府秉持了“政府作為守夜人”的原則，對經濟的干預，尤其是對自由貿易和金融服務的干預，如無必要，不輕易出手。
香港以法制健全、市場開放、公開透明、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貨幣完全可兌換等一連串相關的制度因素保障其今天的自由地位，這些因素一環扣一環，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會累及其他的環節，進而影響整個環境。很顯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并不是依靠政府的命令就能建成，而是一個歷史延續、政策取向、社會參與相互交織的過程。這給內地城市的啟示是，必須認識到“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國際金融中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每一個環節上朝更為靈活、更方便投資者的角度努力，并堅持基于法律之上的管制，這是回歸十年之后的香港帶給內地最珍貴的經驗。
中國內地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中，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法律體系建設滯后于發展的需要，從而出現了漏洞。而另外一方面，在利益驅動下道德風險自然上漲，卻又缺乏基于法律之上的有效管制，導致金融穩定性差，其環境依舊存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這些正是內地城市不如香港之處。管制低效，貨幣政策過于寬松，企業在會計、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等方面普遍存在問題，較低的透明度等，這些都會影響投資者信心。當然，由于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一直令人注目，內地城市依然前景看好，不過上述種種因素始終是內地城市在競爭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上必須克服的障礙。
2006年10月，胡祖六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誰能摘取中國金融中心桂冠》文章，指出了上海與香港之間對“中國金融中心”的競爭。上海擁有遠東金融中心逝去的背影，當然也有陸家嘴拔地而起的身姿，然而就金融中興而言，深圳、天津等都對上海和香港產生一定的影響。我曾在《國際金融中心不能一蹴而就》一文中提到，這種影響除了競爭，還應該從合作的層面來看。多家公司選擇滬港兩地上市，以及最近的“港股直通車”建議也表明了這種合作的可能性。盡管“港股直通車”暫緩，但內地與香港的經濟合作并沒有停止。金融中心之間固然有競爭，但對于整個金融業的發展來說，多一種選擇是好事。也即是說，香港、上海、深圳與天津之間完全可以達成良性的競爭與互動，為投資者提供更好的金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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