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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緊縮，一邊是各項指標不斷創新高，這就是目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一個怪現象。那么，誰在給中國經濟制造麻煩？研究表明，美國因素是導致中國信貸擴張與資產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前幾天，央行行長周小川發出了對未來通脹感到擔憂的感慨，這種擔憂并不是沒有道理的。今年這9個月，央行已連續7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和5次提高利率。從回收流動性的規模來看，無疑可居于全球之最。一邊是猛烈的緊縮，一邊是各項指標不斷創出新高，這就是目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一個怪現象。
那么，到底是誰在給中國的貨幣調控，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誰在給中國經濟發展制造麻煩？我們認為，美國因素是導致中國信貸擴張與正在形成的資產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幾年來，美國的貨幣政策與信貸增長率發生了變化。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聯儲大幅度降低聯邦基金利率，中國信貸增長率正是從那時起開始回升的。2003年，西方國家對人民幣施加升值壓力，中國信貸再次出現加速增長。
格林斯潘大幅降低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結果是，促使了美國經濟增長率的回升，并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出現了一些通脹跡象，市場普遍預期格林斯潘將提高利率。不出所料，從2004年6月開始，美聯儲開始了連續17次加息。
與此相似，中國信貸增長率在2003年底和2004年初也開始回落，在美聯儲連續加息的兩年時間里，中國信貸增長進入一段平靜期。然而，到2006年初，隨著市場預期美聯儲加息逐漸進入尾聲，中國信貸增長率又開始回升，且在美聯儲停止加息后，其增長率再次超出政府的預期，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現在。同樣，在美聯儲停止加息之后，中國股市才真正出現大幅上漲。顯然，這不是在時間上的一個簡單巧合。
由中國信貸增長與美聯儲動向的反向變化說明，中國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貨幣政策存在著微妙的聯系，而資本全球化與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本位便利又強化了美國的這種優勢。
美聯儲之所以能牽制中國貨幣政策的直接因素有兩個：一是中國正在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關注的中心，這一變化使得中國成了全球資本向往的熱土，大量資本涌向中國便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二是美國宏觀經濟與金融體系發生了新的變化，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政策手段，強化其全球經濟中心地位。當美國國內經濟趨緩、通貨膨脹預期減弱或者金融市場受到暫時的流動性沖擊時，美國總會利用這樣的有利時機開動美元機器，向海外輸出大量的流動性，其主要目的地就是中國。
2006年，美國終于停止了連續加息步伐，美國經濟增長開始趨緩，這直接改變了資本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收益對比。在此情況下，大量原本可能流向或停留于美國的私人資本轉而涌向了中國。這無疑是200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迅猛增加的主要原因。
早先曾有學者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主要根源在日本，日本的低利率政策促使了日元的套利交易。現在，美聯儲在制造同樣的問題。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后，美聯儲于8月17日降低再貼現率50個基點。
美聯儲降低再貼現率，實際上是想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可以增強美國投資者對其金融體系的信心，化解美國次級債危機對美國經濟增長的不利沖擊，又可以制造過多的美元，將泛濫的美元輸送到中國等國家。美聯儲以向其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為名，實際上是向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輸入泛濫的美元，可以說，也傳達了這樣一種戰略意圖：要么中國按照美國的意圖接受人民幣大幅度升值或實行浮動匯率制，要么接受美元的涌入，并倒逼人民幣投放的大量增加及中國國內信貸擴張，最后演變成為資產泡沫和潛在的金融危機。
幾年以來，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一直糾纏不休。盡管中國做了多方積極努力來促進外匯市場的發展和改革匯率機制，但總是難以滿足美國越來越大的胃口。過去的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總是迫使各國政府轉向浮動匯率的最好手段。當然，匯率問題也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所謂“中美貿易失衡”也不過是一個借口，美國人真正關心的問題或許并不只是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政府的大量財政赤字和美國的失業，當然更關心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在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方面的影響。由此看來，美國的貨幣政策并非是單純的反經濟周期工具，而是實現美國地緣政治、經濟關系及迫使其它國家接受美國意圖的一種有力武器。
在此情況下，僅僅著眼于國內調控和經濟結構與體制改革，是無法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宏觀經濟沖擊的。在兩種貨幣之間對決力量懸殊時，強勢貨幣國家總會利用國際政策協調的巧妙手段來干涉弱勢貨幣國家，顯然美國是不會順應中國的要求而提高利率的。而中國金融開放又為資本涌入打開了方便之門，如果對資本流入“聽之任之”，那么中國無疑會在未來吞下苦果。
在目前人民幣尚處于較弱勢地位時，中國需要狙擊資本流入。現階段，除了開征較高比例的外匯交易稅和外資的資本利得稅外，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金融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