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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國資本市場的最大亮點無疑是幾大銀行股。繼2006年年報之后，無論是以A+H方式在兩地上市的工行、中行、交行，還是今年9月即將回歸A股市場的建行，再一次向投資者交出令人欣慰的“答卷”——2007年中報：工行，實現凈利潤413.9億元，同比增長61.4％；中行，實現凈利潤295.43億元，同比增長51.68％；建行，實現凈利潤342.55億元，同比增長47.5%；交行，實現凈利潤89.18億元，同比增長37.43%。
四大國家控股商業銀行，以其穩健成長的業績，既證明了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成功，也昭示了我國銀行業未來發展的前景。
回首本輪改革前，國有商業銀行發展艱難狀況仍歷歷在目。亞洲金融危機后，國家采取的一系列財務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有商業銀行的財務狀況，但并沒有解決其體制和機制上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到2002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迅速反彈，公司治理、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日益突出。當時，國內外各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權威金融機構、專家學者和知名媒體，都對中國銀行業的健康狀況表達了嚴重的擔憂，認為中國的銀行體系是“定時炸彈”，在今后的幾年中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嚴重阻礙中國經濟發展。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凝聚社會各方面對改革緊迫性和必要性的共識，作出了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重大決策，以改革化解歷史積淀的金融風險、促進金融的穩定和發展。
發軔于2003年底的以制度變革為主線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可以形象地概括為“三級跳”。
第一跳，財務重組，成立股份公司，走整體改制之路。改制前的國有商業銀行，是企業而不像企業，非財政卻又履行著諸多財政職能。與產權不明、職責不清相伴的自然是效益低下。如果說，在改革前期，因為要替國企改革“埋單”，國有銀行難以邁開自身改革的步伐，那么，進入21世紀以后，當改革之劍直指包括資金和資本在內的要素市場之時，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便刻不容緩地提上了日程。然而，在改革路徑的選擇上卻不無爭議：是選擇相對容易的將部分資產剝離出來另起爐灶，還是選擇比較困難的整體改制？最后，有鑒于前期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中“一企兩制”的教訓，改革者們毅然選定了艱難但卻是徹底的整體改制之路，從而一步到位地把國有商業銀行全盤裝進了現代股份公司的框架。
第二跳，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這在當時是頗具爭議的一跳，即便時至今日，關于股權“賤賣”的批評仍然偶有耳聞。善意的批評者們往往忽略的是體制轉軌的艱難。而在實際操作者看來，要減少干預，必須促進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增強市場約束；要促進發展，必須通過“捷徑”引“智”和引“制”，提升自身實力。從實踐看，戰略投資者不僅給國有銀行帶來了先進的產品開發、風險管理、金融創新理念，而且切實有效地提升了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
第三跳，不僅在境內資本市場發行上市，而且要到境外資本市場發行上市。這一跳的意義最為深遠。這意味著要遵循境外發達證券市場的游戲規則，要接受國際資本市場的監管，要接受國際中介機構的審核……一言以蔽之，要向國際現代金融企業的高標準看齊。
工、中、建、交四家銀行的上市方案，起初都是以A+H同步首發的模式設計的。在交行和建行發行時，由于國內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的特殊原因，只能在香港先發H股。當A股市場恢復融資功能后，中行和工行先后在A股市場成功發行。其中工行的A+H同步發行，創造了國際資本市場的多項紀錄。至此，四家改制銀行全部成為國際公眾持股銀行。
每一次跳躍，都面臨了艱難的選擇；每一次跳躍，都經受了嚴峻的挑戰；每一次跳躍，都實現了向更高層面的質的提升……三級跳，使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跳出了傳統體制的窠臼，跳上了國際金融大舞臺。
銀行改革“三級跳”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單個銀行和銀行業本身。一方面，資本市場使國有商業銀行實現了“脫胎換骨”；另一方面，工行、中行在A股市場的發行上市，對境內資本市場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其一，大大擴大了A股市場規模。兩家銀行上市后，上海A股市場的總市值增加了1.4萬億元，增幅達42%。
其二，顯著提高了A股市場的投資價值。兩家銀行的盈利能力強，分紅水平較高，是理想的投資品種。它們的上市，增加了我國資本市場價值型股票的供應量，有利于“良幣驅逐劣幣”，進而大大增強了A股市場的吸引力。
其三，對市場的穩定起到了明顯作用。工行和中行因其市值大、業績穩定，有利于形成A股市場的價值中樞，成為A股市場的“定海神針”。眾多資產管理機構都不約而同地將這兩大銀行的股票作為必配品種，便是一個明證。
由此可見，四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變革，既實現了銀行業改革與發展成功的“三級跳”，也為我國新興資本市場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演奏了一曲互動雙贏的協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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