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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串帶有“負面”色彩的新聞，使“慈善”以一種與其本意不太相符的形象，形成公眾關注和媒體熱議的話題。7月下旬，重慶開縣籍青年夏某，因從北大“棄學”而被捐助者起訴；8月初，罹患腦瘤的山西女孩小娟手術后“攜款”回到山西老家，而沒有按照與捐助組織者之間的口頭約定，將所余10萬善款轉贈其他需要救助的人士，引發更大風波；8月22日，全國多家媒體報道，湖北襄樊5名貧困大學生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資格。
圍繞上述事件，尤其是5名學生因“不知感恩”而被取消受助資格，引發輿論激烈爭論，一方以為既為慈善便不求回報，強求受助者感恩，實為對受助者的“道德綁架”；另一方則認為，知恩圖報乃中華傳統美德，也是慈善事業得以延續的基礎。
而若仔細分析前述引發爭議的事件，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慈善組織和救助渠道不夠完善而導致的混亂之外，更大的爭議產生于捐助與受助者雙方對彼此權利義務的理解不同，而社會輿論也因理解不同而持有不同的觀點。
上述事件的共同特征，是在捐助者與受助者之間，始終存在著或隱或顯的契約關系。盡管由于“慈善契約”的“簽訂”往往以默契為基礎，使得雙方在契約關系中的責權關系并未言明，但以社會共識為基礎的默契，還是對此有相對清晰的界定，尤其是對于捐助者來說，自己付出的善心應該得到何種回報，始終都有相當明晰的預期。湖北襄樊女企業家們中止對5名“不知感恩”學生的資助，就可視為對其“違約”行為的處罰。
我們以為，在這種“契約式慈善”關系中，捐助者要求受助者予以預期中的回報，是一種當然的權利，這不僅源于中華民族“知恩圖報”的文化傳統，也是所有類似“一對一”、“面對面”式慈善捐助的必然要求。沒有哪個針對特定個人的捐助者，會接受捐助者將善款用于與捐助初衷無關或相違的用途（如棄學經商），或對捐助者的善心完全無動于衷（如那5名“不知感恩”的學生）。對“白眼狼”的不滿和怨懟，是基本人性使然，卻未必是中國人特有的狹隘。
問題或許在于，基于傳統的“一對一”、“面對面”捐助關系的“契約式慈善”，是否適應現代社會慈善事業的宗旨和目標。
作為工資（利潤）、稅收之外的“第三次分配”，現代公益慈善事業的宗旨和目標，在于某一不特定人群的財富，以捐助的方式向另一不特定人群的自愿轉移，以盡可能彌補一、二次分配造成的分配不公，并在一定程度上幫助下層人群打開階層之間的“上升通道”。顯然，這是一個比兩個特定個體之間的“善心”、“憐憫”更大，也是傳統“一對一”、“面對面”式的捐助所無法承載和完成的社會目標。只有通過高度社會化、組織化的慈善捐助行為，這樣的宗旨和目標才能得以實現。而在這種高度社會化的慈善行動中，無論捐助者的善心，或受助者的回報，都是針對整體社會而言，而不是拘泥于兩個特定的個體之間。也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捐助者才可能以更超然的心態，在更宏觀的視角下，對受助者的行為做出判斷。
將這樣的理解落實于中國的現實，我們不得不再次尷尬地承認，中國的慈善事業仍然必須“兩條線作戰”。一方面，慈善組織的發育幼稚和公信力不足，使“希望工程”這樣已經高度社會化的捐助活動，依然不得不回到傳統的“面對面”捐助形式，證明組織化、社會化慈善事業在短時間內很難替代傳統的捐助形式。而另一方面，現代“陌生人”社會中，特定卻又陌生的個體之間的“慈善契約”，時刻都可能面臨無法“履約”的尷尬。
昨天(23日)有報道稱，河南省慈善總會要求學生接受“愛心接力慈善助學基金”時，簽訂一份《道德協議書》，承諾大學畢業后“在不影響正常生活的情況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數目的慈善資金”。這種將以往軟性契約“硬化”的努力，或許在短期內能夠減少表面的爭論，但就長期而言，現代慈善事業的出路，還是在于社會化的方向。對于每一個具體的理當具有自由人格的受助者而言，附加在慈善上的約束性條件還是越少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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