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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工商局日前推出新政：規定允許該市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支持作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重慶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
重慶市工商局在正式出臺的相關《意見》中說，為了支持當地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在農村土地承包期限內和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許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設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經區縣人民政府批準，在條件成熟的地區開展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出資入股設立有限責任公司和獨資、合伙等企業的試點工作，積極推進土地集約、規模經營，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這似乎暗合了當前產權改革的經濟大勢，大家也希望在統籌城鄉背景下，通過農村土地產權的制度安排，使農民切實分享到“改革開放的成果”。
農村土地流轉走到前臺
重慶市推出的新政并非首創，在廣東、浙江等地，以土地作價入股組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制經營形式，已經先期走入了人們的視線。縱使在經濟相對不發達地區的重慶市黔江區，也隱隱有以土地作價入股的社區股份合作制模糊的身影。
廣東省從2005年10月開始實施《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據此，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作價入股（出資），以與他人合作、聯營等形式共同興辦企業，視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不過，該辦法仍然禁止集體建設用地用于商品房地產開發建設和住宅建設。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逐步深入，農民并沒有從此前的土地流轉中獲得相應的收益，大量農用地在轉為城鎮建設用地之后的增值收益，都沒有反哺農民。據有關專家估計，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各級政府在征用農村土地過程中，給被征用土地的農民造成資金凈損失高達2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僅從1997年至2000年就有160萬公頃土地被各級政府征用，共造成3400萬農民失去了土地。
而且，作為新農村建設核心內容的現代農業發展，已經箭在弦上。因此，適應現代農業的規模經營要求，最終實現農業生產規模化和專業化需求的土地流轉，勢必無可爭辯地走上歷史的前臺。
毫無疑問，大包干通過分配領域有效的帕累托改進，顯著提升了中國農業生產績效，并在此基礎上迅速形成了中國食品形式供應的多元化，并迅速扭轉了中國長久以來困擾自身的糧食安全形勢。
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小規模經營的色彩，一直為學界所詬病，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日益顯現出其弊端。關于該點，鄧小平同志也曾經有過類似的擔憂。在1990年3月，鄧小平在充分肯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股田制”只是探索之一
實際上，許多先期完成農業現代化的國家，都不約而同地走上了一條規模經營的道路，進而規模經營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鮮明印記。不過歐美農業和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許多東亞國家，走的是兩條完全不同的制度變遷路徑。
歐美農業由于人少地多，走的是大型農莊的發展道路；而東亞農業則在保留傳統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通過發展合作經濟組織，在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條件下完成了農業現代化的道路。但是，為東亞地區家庭經營服務的合作經濟組織都沒有介入直接的農業生產，而是介入產前和產后各個環節。
東亞地區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的這種制度安排，絕非偶然。由于農業生產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勞動計量極其困難，因此集體經濟組織最終被證明不適用導入到農業生產過程之中，但是家庭經營組織卻可以用很低的監管費用而引致生產效率的提升。循此邏輯，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以土地作價入股為特征的“股田制”為基礎的公司化的經營形式，實際上不可能成為我國現代農業的實現范式。
而且，在“股田制”為基礎的公司化經營范式下，農業的各種風險并沒有因此消解，而且更陡增新的經營風險。實際上，“藍田模式”的破產已經為此打上了大大的問號。可以設想，如果公司發生資不抵債的情形怎么辦？是不是要拍賣公司的資產（農民的土地）用以還債？
從當前來看，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建立的現實背景下，農地不僅保留了作為生產資料的經濟屬性，更被打上了濃重的社會屬性的烙印。在此背景下，通過拍賣土地來償還公司債務的可能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耕者有其田”本來就成為數百年來中國社會變革的誘因和并因此成功的理由。實際上，“股田制”之所以有生命力，除了極少數的行業之外，大多都是在政府的推動下實現的。地方政府為了在短期內推動土地流轉，往往將工作簡單化，認為將土地在短期內迅速向業主集中，就可以在短期內形成大規模的產業化生產基地。
實際上，以公司化為運營基礎的土地流轉，往往在商業化利益的驅動下，導致土地利用方向的轉變。筆者親眼目睹一個土地利用的“三級跳”進程：起初，公司跟政府協商好，將300畝土地從農民手中轉包過來興建都市休閑農業觀光示范區；然后在此基礎上興建“農家樂”；最后，該公司逐漸通過各種途徑，將其已經占有的300畝耕地轉為建設用地，不僅在短短幾年之內迅速完成了土地利用方向的變更，更將其增值收益據為己有。
毫無疑問，中國農業最終要走上規模經營的道路。但是，規模經營的實現方式，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通過“股田制”模式來實現土地流轉，在若干地方的成功的典型個案沒有理由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則。從最有效率的土地流轉模式看，農戶之間的租佃模式未嘗不是一條最有效率的出路，他比“股田制”具有更加強大的生命力。
在租佃制的模式下，其流轉方式就沒有必要通過公開的市場競價交易，通過有形的產權交易市場來推動，更多的仰賴于農戶之間的直接協商。這種模式通過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直接協商，較之公開產權交易市場而言，將更有效率。
許多障礙仍待排除
當然，推動土地的大規模流轉還面臨著許多障礙。其中，最大的一個障礙來自于，城市經濟本身實力的增強到底能為減少農民和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開拓多大的空間。如果離開城市經濟本身實力的增強，離開“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前提條件，在農業系統內部進行土地流轉的“加法”和“減法”，意義不大。只有有效地減少農民，有效地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并引導他們合理有序進入城市居民，才能徹底改觀農村人地資源對比矛盾，才能穩健和持續的推動土地流轉，實現現代農業發展規模經營的要求。
當前，為了推動土地流轉的快速發展，許多設想被搬上了臺面：比如用農民承包地換取其進入城市后的社保費用；比如農民承包地物權化的設計等等。但是，不論采用何種土地流轉模式，農民作為土地承包者的基本權利都不能忽視，那就是其對于土地承包權的基本處置權利。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土地流轉勢必很難獲得重大突破，產權交易市場的公開競價交易模式也只能是隔靴搔癢。（作者是重慶市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毫無疑問，中國農業最終要走上規模經營的道路。但是，規模經營的實現方式，“股田制”只是模式之一。從最有效率的土地流轉模式看，農戶之間的租佃模式未嘗不是一條出路。
“租佃制”更多地仰賴于農戶之間的直接協商。流轉方式沒有必要通過公開的市場競價交易，通過有形的產權交易市場來推動。
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直接入股，探索農村土地流轉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