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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開始審議7部法律草案。其中，律師界翹首以盼的《律師法》修訂草案引人注目。首次提請審議的《律師法》修訂草案，明確規定了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時不被監聽。
諸如律師在場權、律師會見權、律師職業豁免權等，均為法治國家所普遍認可的權利形態，這些以律師權利為外在表征的具體制度，其實質卻是不折不扣的基本人權，是公民權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在《律師法》修訂草案起草期間，本報就曾兩度發表社論，為律師在場權、會見權提出建議。《律師法》修訂草案確認并規范這些權利，是《律師法》的應有之義，是中國司法現代化的體現，同時，也是媒體及社會各界努力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廣納民意的共同結果。
《律師法》修訂草案再次提交審議，也仍然需要立法機關一如既往、開誠布公地聽取公眾和媒體表達的意見和建議，這對完善法律以及保障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有效執行，意義非同平常。
就當下而言，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根植于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的律師制度，并非僅僅受《律師法》所調整，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律師權利的重視不夠乃至有所受制，也出現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具體的部門法中。以律師的職業保障為例，盡管《律師法》對律師的權利作了詳盡的規定，但一條“律師偽證罪”，讓很多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噤若寒蟬，不敢越“雷池”半步。
刑法第306條所規定的“律師偽證罪”，又被稱為“懸在律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劍”。正是在這個《刑法》法條下，許多律師對刑事案件選擇了退縮和躲避，以至有的律師發出了“刑辯的路呀，為何越走越窄！”的嘆息。這種現象的出現，又將使法律正義在現實中的實現，變得有些艱難。《刑法》將律師從偽證罪的諸多主體中單列出來，且在犯罪構成要件上并不明確，雖不能推測是否為立法疏忽，但在實踐中，一些辯護律師因此很容易遭受職業報復。雖然律師出庭言論豁免與偽證罪通常情況下并無實質的聯系，但在司法實務上，一些“犯事于東，獲罪于西”的例子，使精于法律的律師不能不察。
所以，律師權利的保障除了法律的確認，還需謹防已為法律所認可的權利，被另一種權力架空。11年前的《刑事訴訟法》修訂，在程序上對律師的權利有頗多尊重和確認，但隨后，一些相關司法解釋或法律解釋分別出臺，律師們如今抱怨的“會見難”、“取證難”、“閱卷難”等現象逐步顯現。
今天的《律師法》修訂，仍將面臨11年前同樣的困境。
要化解這樣的困境，就應將《律師法》的修訂，及與律師權利保障息息相關的《刑法》修訂、《刑事訴訟法》修訂，在整體上加以考慮。律師權利的實現，實則牽涉司法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律師法》因全國律師協會的積極參與，于律師職業保障上有突破性規定，在意料之中。《刑法》、《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同樣應積極吸納律師的參與，建議人大在利益相關者能充分博弈的基礎上，盡力實現“控辯平衡”，保障《律師法》修訂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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