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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廣東、海南的全體娃哈哈銷售人員及經銷商250余人集體簽名，堅決抵制達能公司的惡意并購目的，堅決不同意宗慶后辭去合資公司董事長職務，拒絕接受達能公司派來作為合資公司的董事長范易謀一案發生（詳見6月19日《信息時報》），法國達能與娃哈哈之間的矛盾日益火爆升級，我注意到，即使事態發展到這種程度，杭州市政府依然不改初衷——讓市場的事交給法律去辦——只作壁上觀，不聲援也不支持。
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娃哈哈是落根在杭州市政府地盤內的大公司，其效益好壞直接影響到當地的產值，事關官員的政績，在這樣一場生死攸關的紛爭中，杭州市政府竟能按兵不動。有趣的是，作為一家國有控股企業的娃哈哈，宗慶后的激烈態度尚未等來杭州市國資委的出面表態，倒是宗慶后在西部省份開拓的非合資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明確表示了聲援。商務部的態度——不會以壟斷為由干預，而會讓雙方在法律的框架內自行解決——可以理解，但杭州市政府迄今為止一直不表態，也沒任何聲援宗慶后的言論舉動，這多少會讓宗慶后及娃哈哈人感到失望和難堪，也將諸多不解疑惑留給了外人。
值得注意的是，宗慶后此次高調出擊，打的是維護民族品牌的旗號，其表達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感動了許多人，即便如此，杭州市政府依然不為所動，這點尤其發人深省。從特殊的國情出發，諸多企業家習慣了一旦與同行或合作伙伴發生糾紛，總喜歡用政治化操作手法，將經濟問題政治化，來刺激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的敏感神經，以求得道義上的同情和行政力量的支持，這常常成了無往而不勝的法寶。借經濟利益來表達愛國主義，把商業問題政治化，這是中國商人慣用的操作手法，在現時代依然有效，且不易改變。
這種借助政府的力量來解決商業爭端的操作手法，其危害顯而易見。它不利于企業的自身發展，助長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以為行政力量是萬能的，只要與政府官員搞好關系，就能占有市場先機，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惜做出損害游戲規則的事，于是常做出不守信用和合同的事。他們一方面輕視規則意識和法制觀念，一方面迷信政府的權威和官員的權力，其結果是不利于自身成長，同時也損害了商業環境。所以在我們這里，企業家常常是作為一個或半個政治家周旋于政府部門和官員之間，誰與后者走得近，誰就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多少不公平的商業競爭由此而來，多少信用體系由此遭到破壞，中國的市場經濟遲遲不能發育成熟，不能在法治環境中有序運行，企業與政府不能保持適當距離是一個重要原因。達能之所以選擇在瑞典和美國起訴娃哈哈，顧忌的恰恰就是這層——來自政府的干預。
但從杭州市政府眼下的態度分析，達能多慮了。杭州市政府已今非昔比。在浙江，上至省市領導下至縣鄉官員，他們經過多年市場經濟的洗禮，已經參透了政府與企業的發展關系，即政府的行政干預少了，則企業的自由度就大了，企業自由度大了，資本自由化程度就高了，從而在企業家精神得到培養生成的同時，企業就能獲得長足發展。浙江經濟這幾年之所以蓬勃發展，其經濟總量連續多年穩居全國各省市前茅，不能不歸功于此。
去年10月30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在中國人民大學首次公布了《中國各地區資本自由化指數》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全國30個省區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資本自由度高居全國之首（10月31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告負責人、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恒鵬表示：“從一般意義上說，政府機構對企業的干預越少，企業自由度就越大；相對于較為穩定透明的法律框架而言，不透明和不穩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預越少，則企業自由度越大。”浙江這幾年取得的經濟成就越來越使包括杭州市政府在內的各級政府深信，必須重新定位政府的職能，縮小政府行政范圍，使全能政府變為有限政府，把政府不該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給市場，政府只須恪守其基本職能，即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至于企業的事就讓企業自己去解決。
從此次杭州市政府在娃哈哈與達能之爭所持態度中，我看到了杭州市政府正在從傳統部門利益型政府轉變為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決心不再用行政命令去干預市場，放手讓企業自己去解決問題，這種理性態度符合現代政府的執政理念，值得肯定，也值得各地政府借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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