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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一本三聯書店出版的新書——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自傳《窮人的銀行家》，僅僅只讀完序言部分，我就和該書的翻譯者吳士宏女士一樣，對這位善良而睿智的孟加拉人“充滿了激動和崇拜”。
1974年，孟加拉陷于饑饉之中。隨后，瘦骨嶙峋的人們開始出現在首都達卡的火車站與汽車站，很快，這些小股的人流漸漸變成了一場洪水，饑餓的人們涌遍全城。他們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以至于無法確定他們是死是活。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兒童，都是一個模樣：老人看起來像孩子，而兒童的模樣更像老人。這些饑餓的人并不念叨任何標語口號，對那些衣食無憂的城里人也沒有任何的要求，他們只是靜靜地坐在馬路邊或臺階上等死。
一幕幕令人悲傷的場景，讓尤努斯再也無法安心地在教室里向學生講授那些高雅的經濟學理論，講述那些虛幻之極的故事，他決定從那些理論中、那些課本中逃離，去發現有關窮人生存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學。從這一刻起他開始試驗，先是創立了“小額貸款”的模式；7年之后，又在孟加拉創辦了世界上第一家專門借錢給窮人的銀行——格萊珉銀行（孟加拉語，意為“鄉村的銀行”）。30多年過去了，格萊珉銀行現已擁有300多萬個借貸者，其中95％是赤貧的婦女，年貸款額5億美元，還款率99％。
格萊珉模式顛覆了銀行業長達幾百年的法典，它向世界證實：銀行業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團體擔保或連帶責任借款給窮人；窮人可以通過借貸提高收入，擺脫赤貧；他們還可以儲蓄、投資、用銀行貸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學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養老基金。這一模式如星火燎原，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擴展和復制。
尤努斯創造了奇跡，而這一奇跡反過來又證明了他的堅定信念：借貸是窮人也應擁有的權利，而為窮人提供小額信貸，是消除世界性貧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被尤努斯深深感動的同時，讓筆者不由地聯想到中國銀行業的種種現實表現。
國家助學貸款制度自1999年正式提出來以后，一直處于艱難前行的狀態。近些年來，當在校貧困大學生的比例已經高達20％、特困生的比例已接近5％的信息廣為傳播，教育部門聲嘶力竭的呼聲不絕于耳時，以“代表國家利益”自居的國有銀行，給人印象依然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形象，一個無動于衷的形象。除了偶爾聽到他們擔心助學貸款會形成呆賬、壞賬的聲音以外，既看不到他們有什么制度創新的舉措，也看不到他們有什么同情的面孔和積極的行動，相反，他們還常常因為學生助學貸款金額小、數量多、麻煩大，顯得很不耐煩，很不情愿，甚至把不少具體工作干脆直接推給學校。
對比尤努斯的工作來說，他扶助的主要對象是那些窮鄉僻壤的貧困婦女，作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中國大學生群體，他們的潛能及素質應該更具優勢，如果銀行業有好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貧困大學生就不會成為一個突出而嚴峻的社會問題。
教育儲蓄的政策也是同樣。本來教育儲蓄免收利息稅是鼓勵老百姓重視教育、投資教育的一件好事。出于擔心有些人借此偷稅漏稅的考慮，國家稅務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教育部三部門聯合作出的相關規定，讓參加教育儲蓄的儲戶取款費時又費力，難于上青天。眾所周知，計劃生育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一對夫婦也就是一個孩子，拿著戶口本給孩子辦的實名制的教育儲蓄，最高限額也就是兩萬元，即便是逃稅，又能逃掉多少呢？其實在來來回回的折騰中，國家減免的那點利息早在“運動”中全部花費掉了，家長們甚至還要倒貼。
真不知道諸如這樣一些與老百姓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政策，是制定者們根據什么經濟學模型設計出來的？抑或是坐在辦公室里純粹靠拍腦袋拍出來的？
發展、改革中國需要真正的銀行家！而對人民命運的關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才是銀行家推動制度創新的根本動力。銀行家的產生和出現需要一定的環境和土壤，高度集中、只對上負責的管理體制往往會抑制創造性，滋生官僚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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