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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臺一檔民生新聞欄目，最近給本地的拆遷戶曝了一光：舊城區拆遷變成了一些人的生財之道，他們在拆遷前突擊建房、裝潢，以騙取補償款。記者在南京浦口江浦街道采訪時發現，“拆遷裝潢”竟催生出了一個新的建材品種：“拆遷大理石”，只要用釘子一釘就可以搞定，一些村民家中豬圈、廁所上，現在都釘上了這種“拆遷大理石”。
這則批評報道將矛頭直指那些等待拆遷的居民，看了電視上的報道，筆者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豬圈、廁所“貼”大理石，這種明擺著的“敲詐勒索”，怎么能從政府部門堂而皇之地騙到補償款呢？城建監察、拆遷部門是視而不見，還是裝聾作啞？在人們視力范圍之外的那些補償項目，還有多少貓兒膩呢？可以斷言，慷國家、集體之慨的行為背后，必定有種種交易的存在。
可以責怪拆遷戶這種借拆遷之機騙取補償款的不法行為嗎？如果拆遷不是“公用”，或者沒有“合理補償”，拆遷戶們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呢？以“拆遷裝潢”的方式獲取補償，其實倒可以看作是一種非暴力抵抗。
我們已經習慣從市容市貌的表象出發，推定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的狀況，看到低矮甚至破陋不堪的民用建筑夾雜在現代化高樓大廈之間，就會想當然地給出結論：這個城市發展太慢，管理水平太落后。可是，有周游過列國的朋友告訴我，在發達國家，鐵路可能會為“釘子戶”改道。在維也納，老房舊房幾乎不拆，維也納聯合國大樓附近有片舊房子，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建的經濟適用房（《南方周末》3月29日）。在印度，大片的貧民窟占據了今天孟買市區的黃金地段，孟買的地價比上海和北京要高出很多，翻舊蓋新絕對利益豐厚。但在印度強制拆遷是行不通的，不讓那些“貧民窟主”得到心滿意足的補償，叫他們搬家是不可能的。（《上海證券報》4月2日）
那些低矮的、有礙觀瞻的建筑，它們的存在，恰恰意味著政府對民權的尊重，以及他們在多方利益紛爭之下的妥協。而在整體推進式的大規模舊城改造中，弱者的聲音卻往往淹沒在轟隆隆的挖掘機聲里，弱者的利益往往也迷失在強權行為的管理幻覺中。
媒體上最近有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事件連篇累牘的新聞及評論。有人建議將最牛“釘子戶”的房子永久留著，建設一個公園，因為它標志著我們社會法治進步的“里程碑”。確實，在“拆遷時代”，有多少人敢那樣“牛”？現在，“最牛釘子戶”已經拆除了，但我知道，其他的抗拒方式，像南京市民發明的那種“拆遷裝潢”，還會執著地與不合理的拆遷較量下去。在自身權益面前，沒有一個人會輕而易舉、心甘情愿地放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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