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就業促進法草案3月25日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時間歷時一個月。據央視報道，到26日下午，短短一天內，全國人大法工委收到社會各界意見1021件。
促進就業直接關聯政局穩定，在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系政府頭等大事。社會對該法草案的反響如此熱烈，說明開門立法方向對頭，證明促進就業確系改善民生的社會焦點話題。
計劃經濟年代，政府只需對城鎮居民就業負責，通過指令性計劃安排解決。農民被困于土地，政府通過戶籍管制，以極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收益為代價，暫時掩蓋了農村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所以表面上看，那時的就業矛盾似乎沒有今天這般突出。
搞市場經濟了，通過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調節就業是各國的普遍做法。這一條，很快被“洋為中用”。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政府的確不該再對就業大包大攬，由此，各國就業立法均致力于“促進”而并非定位于“安排”。
問題在于，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轉型之中，政府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就業規律一度把脈不準，出現了兩類顯性偏差：其一，過度依賴無形之手而忽略有形之手的積極干預，突出表現為一度的放任自流。其二，當就業形勢日趨嚴峻之時，仍試圖借助各種版本且常常互相抵觸的“紅頭文件”而非剛性的法律來應對矛盾，突出表現為一度的束手無策。
下決心對促進就業實施立法，說明我們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化解就業矛盾的規律有了新的認知。把政府的職責定位于“促進”而不是“包辦”，這個判斷是清醒和務實的。
擇其要點，該法草案主要呈現五大亮點：一、明確政府對促進就業承擔重要責任（建議應當明確為“第一責任”）；二、將先前的就業政策上升為剛性法條；三、綜合運用產業、財政、稅收、金融杠桿促進就業，建立就業援助制度；四、廢除就業歧視；五、政府設立免費服務的公共就業介紹機構。在筆者看來，就業促進法草案仍欠“硬”，除將政府對促進就業承擔“重要責任”上升為承擔“第一責任”之外，還該專列“問責”一章，由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每年對促進就業的政府責任組織專項執法檢查和行政問責。
近現代經濟學原理揭示，就業崗位增減與經濟發展快慢成正比。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但就業矛盾也持續積累與激化。這一反常現象并非說經濟學原理失靈了，而是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使然。一是就業人口正處于攀升周期的高峰區位，二是城市化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由此，部分學者提出“中國經濟增長拉動就業增長的功能在不斷減弱”。我的觀察是，上述看法并未反映問題的全部實質。
問題實質還有兩個：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與質量所提供的“外部供給”，趕不上也不適應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內生需求”；二、矛盾的另一焦點，究竟是就業能力減弱還是管制過甚？我比較傾向于管制依然過甚。
言及管制過甚，著重表現為政府對中小企業和個體戶自謀生計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仍然過高；再是稅費過重；還包括對流動攤販的打擊和驅趕等等。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后，稅負當有所改善，可那些五花八門的“費負”不但依然如故，還不時生出新的變種，像電腦病毒似的。
落實好政府“頭等大事”，除法制先行并保障該法有足夠的剛性及問責條款，還要抓緊致力于行政體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否則，即便有了法律，也多半停留在“原則性宣示”層面。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