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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湖南省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未獲人大通過，此事一度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比如陳杰人在《東方早報》撰文認為，“盡快修改地方組織法，對‘一府兩院’向人大報告工作的程序、后果和處置辦法作出詳細、可行和有效的規定，從而強化人大的權威地位，使民主得到實質保障”。秋風先生則在《南方都市報》提出：“人大權威強化，法律上的權力變成現實的權力，則司法公正面臨的壓力將會更為嚴峻。”更多的評論認為，人大否決法院工作報告，體現了民主的進步，一是代表敢于承擔責任；二是人大對法院的監督具有了實質意義，法院再也不敢漠視民意。
我也認為此舉對于推進民主建設，充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均有積極意義。然而，與“娜拉出走后怎么辦”的問題一樣，人大會議否決法院工作報告后怎么辦？人大如何對待工作報告沒有通過的法院，而法院又該如何整改？
解答這些問題，沒有他國經驗可循。在實行“三權分立”制度的國家，不但法官往往是任命的，而且司法與立法權相互制衡，法院用不著向議會報告工作。而我們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府和司法機關都由人大選舉產生，向人大負責，法院必須向人大報告工作。
這樣的事情在沈陽也發生過。2001年初，沈陽市中院的工作報告未獲沈陽市人大通過。當日，人大主席團就責成“市人大常委會對市中級人民法院報告繼續審議，并將審議結果向下次人民代表大會報告”。后來發現，這一決定不符合法律規定。人大常委會無權審議同級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2001年4月初，沈陽市人大常委會決定，沈陽市中院工作報告未獲通過已成既定事實，無須重新審議。但要召開人大會議，聽取審議沈陽市法院的整改情況。2001年8月9日，人大會議審議通過沈陽市中院整改工作報告，解決了法院合法性危機。我以為，就形式上講，沈陽市人大要求沈陽市中院作出整改是可取的，可作參考，但沈陽經驗不可完全復制，因為沈陽市中院報告未獲通過的“直接原因”是原三位領導成員的違法犯罪，一旦這幾位院領導被查處，問題就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不是因為某些人違法犯罪而未獲通過，正如衡陽市一樣，那么法院又該如何整改呢？
一個可能的措施是，法院更加注重對案件質量的把關，比如強化庭長、院長對案件的審批和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另一種可能的措施是，法院院長強化對法官的控制，對于重大案件指派院長信賴的法官進行審理，對于人大代表有反映的法官調離審判崗位；還有一種可能是強化錯案追究制，只要上級法院改判的，或者人大代表反映強烈的案件，追究主審法官的責任。
可以說，這些措施在短時間內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也能得到人大代表的認同。但從長遠看，卻強化了法院的行政化傾向，損害了法官獨立審判。因為，司法獨立不僅是法院的獨立，也包括法官的獨立，法官依法根據庭審得到的“法律事實”進行審判，庭長、院長和審判委員會沒有親歷庭審，不宜過多對案件進行判決，而且法官也應當與民意保持一定距離，法官的一些判決可能未必迎合大眾。此外，“法定法官”也是法治國家的一項基本原則，法庭和法院不能臨時安排法官進行審理案件，而應當根據事先的程序，安排法官進行審理案件，法官非因法定原因不得任意調離。
我更傾向于法院在制度上進行改革。這種制度必須無損于法官獨立和不會強化法院行政化，契合法治精神。譬如，加強法官的入口管理，擔當法官的人必須具有一定的資格和通過了正當的途徑；理順法官的經費保障，堅決廢除法院內部存在的“罰沒返還”潛規則，使得法官在案件審理上徹底與經濟利益脫鉤；為法官提供抵擋來自行政干涉的“防火墻”，使得行政領導甚至法院領導本身不能通過打招呼、遞條子來干涉審判；加強對法官的日常監督，讓司法處于陽光之下，處于民眾和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的監督之下；加強上級法院利用二審程序對一審法院案件質量的監督，充分利用審判監督程序糾正一批錯案，等等。
但這些措施見效緩慢，不能立竿見影，代表們可能沒有耐心；更為重要的是，司法機關的人、財、物控制于地方，上述的措施能否完全實施，并不完全取決于法院自身的努力，法院要實施這些改革，面臨著重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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