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2月4日，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今后肯定會取消擇校費，省教育廳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取消擇校費。（《羊城晚報》2月5日）經過政協委員和公眾的一陣炮轟之后，擇校費問題總算有了一個帶有亮色的回應。但這個回應讓人雖懷有希望又有點遲疑，雖說目標在前又有些模糊，像“霧里看花”。
相信教育廳廳長的這個表態只是問題解決的初步，公眾的期待是：從表態進入到行動，拿出具體的方案來，明確“條件”的含義，到什么時間完成哪一步，誰來評價“條件已經成熟”。否則，這個表態就更像一個漂亮的“危機公關”。
其實，要做到這一步并不困難，許多研究機構經常告訴公眾，到了某某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某某年達到什么發達程度的發展水平，某某年我們的人均GDP有多少等等。那么，對擇校費問題進行評估和預測，應該難不倒我們的有關部門及其研究機構，關鍵在于為與不為。
從修辭學角度看，“條件說”很就手，進可攻退可守，永遠立于不敗之地。而且，“條件說”充滿辯證法，理解起來需要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因此，“條件尚未成熟”或“待條件成熟時”之類的話語，經常為一些政客熟練運用。有時候分明就是一種“不作為”的托詞。
是的，擇校問題錯綜復雜，利益的左右使政策在執行中變形走樣，那些在擇校費中獲得利益的人們，不但缺乏動力去推動取消，反而成為反對勢力，現實的學校差距也是取消難的客觀因素。從這一點說，“條件說”可以成立。對于這一點，公眾洞若觀火。他們需要的是，負有讓公民享有平等教育機會之責的政府拿出更大的責任來，而不僅僅是對客觀困難的強調，及由此得出的推論。
有句口號大家都很耳熟能詳：“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種氣魄，應該用到擇校費問題上來，“有條件要取消，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取消！”這才是政府應有的積極態度。公眾不需要不著邊際的政治承諾，只希望教育公平能得到實現。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