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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長張廣寧“我個人非常贊同取消擇校費”的表態，使擇校費的存廢成為今年廣東兩會最熱的話題。有32名政協委員聯名提案呼吁廢除擇校費，也有官員認為當前取消擇校費時機未成熟：對待“擇校費”要非常審慎，不然的話取消后又產生新的不公平。擇校費取消應在均衡教學資源的前提下，否則沒有了擇校費，可能就有很多走后門，產生新的不公平。擇校費如果用得合理，對于學校和教育資源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北京青年報》2月5日）
顯然，這位官員是想給擇校費戴上“次公平”的帽子：按照教育公平理念，按錢分配、交錢上名校的擇校費雖然不公平，但可能是既有環境下分配稀缺教育資源一種較公平的選擇，如果取消的話，會帶來“走后門批條子上名校”這更大的不公平——為避免更大的不公，目前只能容忍擇校費這種次優的公平。
“次道德”是如今很流行的一種邏輯，比如，在不能禁娼的現實中，倡導娛樂場所擺放安全套是一種次道德；不能禁毒的情況下，倡導使用一次性注射器是一種次道德；不能拒腐的情況下，把贓款用于公益事業是一種次道德——從功利道德的角度出發，筆者贊成在很多領域倡導“雖然也有壞處，但起碼能避免最大危害”的次道德理念，但不贊成將這種理念移植到教育公平問題上。對教育公平不容有“次”的價值含混，不能容忍擇校費這種“看得見的巨大不公”，在教育領域招搖過市。
為什么在其他領域能容忍“次”的理念而在教育就不行呢？因為在諸多方面，我們還遠遠談不上公平，權力和金錢優勢贏者通吃，就業、分配、升遷、福利、市場等不公如毛細血管一樣，密布于我們的社會。但對這些不公，人們即使不滿也還是能容忍的，而教育不公則是人們無可容忍的——因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底線，是人們信賴公平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線。一個遭遇再多不公而身陷困境的人，他起碼可以通過知識改變命運，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如果連教育都不公平了，這最后的公平底線就淪陷了。
所以，教育是不能容忍“次公平”思維的。政府在教育問題上應養成一種“公平潔癖”，窮盡一切努力實現最大程度的教育公平，而不能為某種看得見的不公論證合法性，擇校費就是一種“看得見的巨大不公”：它造成了“有錢就讀好學校，沒錢就讀差學校”的教育市場化現實，它使亂收費變得明目張膽、加重了公眾的教育負擔，它進一步加劇了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
用“會導致走后門這更大的不公”，來論證擇校費的“次公平性”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你以為在目前收擇校費的情況下，就沒有人通過走后門的形式上名校了，你以為擇校費就能擋住批條子了？現在有擇校費，照樣有走后門，照樣有腐敗和不公平，而且還很多；其次，在作為公平底線的教育公平問題上，不能用一種不公為另一種不公辯護，無論是批條子上名校還是交錢上名校，都應是政府致力消除的不公現象。拿“批條子之害”讓公眾接受“擇校費這害”，這很像是一種勒索。
最后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擇校費這種“看得見的巨大不公”本就不該存在，也許取消擇校費確會帶來許多新的問題，但那些問題并非源于“沒有擇校費”，而是源于政府在教育投入和均衡分配資源上沒做好工作。政府要正本清源地通過彌補這些失職來消除新的不公，而不能依賴本身不公的擇校費。就好像戒毒一樣，戒毒會給吸毒者帶來許多痛苦，但這種痛苦不能歸咎于“不讓其繼續吸毒”，只能歸咎于當初給他第一口毒品的那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