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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1 作者:唐學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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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為代表的一批制造企業“內遷”被流行觀點認為是以“地區套利”回避“轉型升級”，實際上更為重大話題則無人提及，那就是“內遷套利”所引發的中國中西部經濟體之間的沖突和博弈。在“富士康內遷”上，內陸省份為吸引富士康進駐施展渾身解數，沿海發達地區則擔憂企業內遷會導致產業空心化以及未來人口流入呈現出“頹勢”。
美國金融危機最大的受惠者是中國的中西部落后地區。為了應對危機拯救經濟，中國出臺了4萬億的財政刺激計劃，主要投向是公路鐵路等項目，這些項目將極大地改善了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同時中國政府鼓勵銀行體系向地方融資平臺發放貸款，讓中西部地區獲得更多的信貸資源。最為關鍵的是，中央政府陸續出臺了大量區域發展規劃，這是一次“普惠式的政策扶持”，無論是發達地帶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及對環渤海灣經濟圈的規劃，還是針對中部地區崛起，批準湘潭市城市總體規劃、同意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廈門的海西經濟區規劃、西部的成渝試驗區、新疆的資源稅改革、海南的國際旅游島藍圖、黃河三角洲，再加上升級的廣西北部灣戰略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
可以這樣說，中國的地區扶持政策已經“越過”此前的“特區吃偏食思維”：“給予一些地區超前的政策，而另外一些地區則原封不動”。這意味著，中國的區域優惠政策已經進入“均等化”階段，鼓勵產業升級和轉移、鼓勵因地制宜、依然鼓勵地區之間的競爭、鼓勵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全國性大市場的建構。
區域政策“均等化”、拯救經濟下的投入資源“非均等化”，使得中西部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開始高于沿海發達地區，原因很簡單，因為沿海地區的經濟和民眾收入增長受外需影響很大，而中西部地區則跟中國整體GDP增長“掛鉤”更密切，外部需求處于逐漸“萎縮化”過程，在消費萎縮的狀態下，上漲勞動力成本無法有效傳導到出口商品上，導致沿海地區的收入增長上不去，企業無法給出足夠的工資增長空間。而中西部地區的需求方是中國內需，在國家經濟刺激下內需保持上升勢頭，使得中西部較低的工資基數上有更大的上升空間。這同時也形成了富士康類企業的“跨區域套利”機會，例如富士康慢慢減少在深圳的雇員，開始大規模在河南設廠。
毫無疑問，這會刺激東部沿海經濟帶，它們會覺得產業升級的挑戰要遠遠大于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后者只是資源獲得和模式復制，而東部發達經濟帶面臨未知轉型的嚴峻挑戰。所以，它們會有非常下意識的反抗反應。它們會打出一張牌叫“超級都市圈化”。
“超級都市圈化”強調的是“聚集效應”，將一國絕大多數人口聚會在非常狹窄的地區，這個地區當然就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這來自于日本的經驗，日本的大多數人口在東京、名古屋和京都三大都市圈，它的好處是集約大量土地，讓東部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實施“土地空間置換”，將保護耕地的指標更多地指向中西部，置換出東部沿海地帶更多的建設用地，從資源的邊際配置上看，這似乎是非常劃算的。讓沿海城市大量吸納非戶籍常住人口，讓大量人口高密度地集聚在一個小區域。我們認為，它的潛臺詞是，即使在這個區域存在著因成本高企的產業遷移，那么最好在這個地帶內部進行遷移，而不是遷移到沿海經濟帶之外。如果讓東部企業遷移，那么很容易產生“空心化”浪潮，最終人口流入速率會下降，會打擊東部的房地產市場。要知道，東部房地產市場是中國最大的既得利益市場。
顯然，“超級都市圈化”同中國目前“城市化、城鎮化”戰略是有一些距離的，它更極端地強調先發優勢地區應具備不斷“吸收資源”能力，認為將資源投放到中西部提升中西部的競爭力是一種“資源耗散”。當然中西部并不這樣理解問題，他們會覺得“超級城市化”是一種先入為主的定局，它忽略了這個過程中應當存有的競爭，以及競爭所帶來的“看似不經濟”。簡單舉例，以民工荒而言，中國取消農業稅后很明顯民工人力成本開始顯著上升，農民工“打工”的機會成本變大了，如果要強化沿海所具備的“集聚效應”，就不應當取消農業稅，沿海地區應當要大力將流動人口“戶籍化”，但是沿海地區沒有動力這樣做，他們更愿意享受“流動人口紅利”而不愿意“轉讓戶籍福利”。只有中西部本身的競爭力變強了，沿海地區才有壓力來思考如何挽留住更多的人力資源，這類似于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反復強調的“重復建設是一種良性競爭的必要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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