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恒大地產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提出了開征遺產稅、贈與稅和提高奢侈品稅率，引導富有企業家投資社會公益和慈善事業。該提案一經提出，部分學者就迅速加以評論，并賦予遺產稅與贈與稅新的職能——調控高房價。
毋庸置疑，當前開征物業稅、遺產稅與贈與稅等確實對房價有明顯且不同的影響。就物業稅而言，它是對不動產等在保有環節征收的財產稅，且該稅種屬于對當前房地產市場開發周期間的各種稅費的整合取舍后的一種新稅種。當然，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市場上對物業稅存在誤解，認為物業稅包含了土地出讓金，實際并非如此。物業稅的嚴格定義是稅，而土地出讓金是土地的級差租金，是地價。開征物業稅并不意味著土地出讓金的消失，更不意味著土地市場的終極。若把土地出讓金納入物業稅要么土地市場不再存在；要么土地市場和地價都存在，但納入了現有土地出讓金的物業稅對房市而言意味著新的稅負。
同樣，遺產稅與贈與稅也客觀上對房價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相對更為間接。遺產稅與贈與稅是一種調節代際公平的財產稅，其具有明顯的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遺產稅與贈與稅對房價的影響，一方面反映在該稅種產生的財富再分配效應對房產投機炒作的減震上。由于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較大，財富的過度集中客觀上導致了富裕階層閑置資金過大，而其單位財富邊際效用低，從而其投機炒作偏好突出。與此同時，當前貧富差距所派生的房產消費格局和購買力格局變化，導致了目前房產供給結構更多地向這些具有購買力的投機、投資消費需求傾斜。遺產稅與贈與稅所帶來的調節居民的貧富差距、避免代際不公平等效應，在緩解市場對房價的過度炒作需求的同時，又推動了房產供需的深層次變革——投資、投機需求下降，逐漸促使房產供給轉向服務大眾需求的普通住房體系。
另一方面，遺產稅與贈與稅需要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和個人征信制度等的配套，這有助于緩解灰色收入、腐敗收入等非法收入問題。房地產是一個非法收入洗錢的重要通道，是投機炒作房價的重要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開征遺產稅客觀上會起到一定的降低炒作的作用，對房價具有間接的影響。
但是，并無可信理據顯示，可以把物業稅、遺產稅作為房價調控工具。這不符合稅制本身的中性原則，即任何的稅都是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收益調節，它本身不具有調節特定市場價格的功能。用稅來調控房價不僅無助于矯正房價泡沫，而且客觀上增加了房地產市場的交易成本。
要矯正當前的房價泡沫，關鍵是要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真正市場化——改變當前土地市場各級地方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身份錯位問題，政府應該回歸到探索降低房地產市場交易成本的制度規則制定，以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日常監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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