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速350公里的新動車和創紀錄的1300萬輛汽車年產銷量，將中國人送進了“高速時代”的大門。
提速，意味著在相同的時間里能做更多的事；也意味著在相同的時間里，必須想到和做到更多——
我們要提前很遠識別路標和信號燈，才不會措手不及。要以比捏自行車閘快得多的速度踩下剎車，才能避開車前閃過的行人。要留心每個煙癮發作的人，以免他在列車車廂連接處觸發警報，讓后面十幾趟高速列車相繼晚點，就像前些天武廣客運專線上發生的事故……
速度越快，風險越大。一只蝸牛即使睡上一覺，也最多比同伴少走兩米，而一組編隊飛行的戰機只需差之毫厘，就可能讓整個機群撞得稀里嘩啦。精確性、協調性和對風險的預見性，是“高速時代”的護身符。
事實上，中國人的“高速時代”從1979年就已經開始。從那時起，中國經濟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長。速度，在給這個十多億人的國家帶來富庶繁榮的同時，也積累著令人難以忽視的風險。
更高的速度，往往以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為依托。假如你的單位產品能耗老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0%，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總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5—25個百分點，你就必須忍受越來越高的油價、水價和電價，忍受越來越差的空氣和水質。這是資源能源、環境生態的風險。
更高的速度，需要與之適應的公共管理和服務相配套。如果你的航班經常晚點好幾個小時卻不告訴乘客原因，交通標識讓人上了立交橋就繞不下來，本應與國際行情同步的油價卻總是漲得快、跌得慢，不滿乃至責罵就難免越來越多。這是制度建設、能力建設和設施建設的風險。
更高的速度，意味著總有一天需要超車。假如前面的司機就是不讓，甚至擠你、別你、制造陷阱讓你追尾，你該如何應對？這是國際關系和貿易摩擦的風險。
更高的速度，永遠不可能是均衡的。怎樣讓“先快起來”的人始終遵守交通規則，而“后快起來”的人又不會心浮氣躁，甚至放棄了追趕的希望？這是收入分配機制和社會保障的風險……
所以說，速度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掩蓋很多問題，也會催生很多新的問題。當系統中某些部分跟不上其他部分的速度時，尤其如此。上周中國社科院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中國社會結構落后于經濟結構大約15年，這是諸多社會矛盾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進入“高速時代”的中國不容回避的挑戰。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央反復強調“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有識之士呼吁“第二次改革”，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是“快”的意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誤砍柴工”，這是“好”的要求。今日中國，經濟增速慢一個百分點，新增就業人口就可能減少100萬；而經濟效益降一個百分點，就意味著3000億元的浪費和損失，意味著經濟的“空轉”和泡沫的生長。掌握其間的微妙平衡，尤其需要“烹小鮮”的平和心態與高超技藝。
“以最謹慎的心情和最敏捷的反應，行駛在世界上里程最長、營運速度最快的高速鐵路上”。武廣客運專線司機的工作狀態，當是未來幾十年中國社會運行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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