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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2-03 作者:聶輝華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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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貴陽市發生一樁暴力拆遷事件。先是房地產開發公司雇用不法分子利用鋼管、挖掘機等工具強行趕走住戶，限制其人身自由，并毀壞了26間住房。然后是部分住戶為了表達不滿，用紅布條和液化氣罐阻斷交通要道。最后是貴陽警方逮捕了一些參與暴力拆遷的人和參與違法堵路的人。這一群體性事件雖然得以平息，但是在這場房地產商、居民和地方政府的三方博弈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卻并未平息，而且必須得到正視和解決。
為什么房地產開發商竟敢雇人進行暴力拆遷？房子本是公民最重要的財產之一，人身自由也是公民最重要的權利之一，但是這些居然會被一個企業剝奪。這說明這類房地產企業根本不是普通的企業，而是有背景、有勢力的組織。要理解誰最有可能給房地產商撐腰，就要看誰更能從拆遷中得到好處。暴力拆遷顯然是為了降低拆遷的補償成本，降低了補償成本就增加了房地產開發的利潤，而得到利潤的無非是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暴力”的背后有“暴利”。在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收入作為“第二財政”的情況下，具有中國特色的“政企合謀”成就了高速增長的GDP和城市化，也造就了諸多的暴力拆遷悲劇。
為什么地方政府不能杜絕暴力拆遷行為？《憲法》和《物權法》都明確規定了居民的合法財產不受侵犯，拆遷房屋需要進行補償。問題是，法律沒有規定具體的補償計算方法，而這往往是導致拆遷方和被拆遷方發生沖突的主要原因。在補償難以明確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祭出的法寶是《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該條例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地方政府可以責成有關部門進行強制拆遷。地方政府并非不知道憲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法規。只不過，地方政府顯然更愿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律法規。如果實在無法選擇法律，還可以選擇有利于自己的執法方式。事實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也規定了要對被拆遷的房屋進行補償，補償的標準要參照房地產市場，“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問題是，在目前的條件下，有多少中介敢于做出對政府不利的估價？更何況，具體的辦法仍然是由政府制定的。在某種意義上，地方政府既是交易的主體，又是交易的最終仲裁者，這才是更嚴重的問題。
為什么居民要通過集體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如果不維權，則權利被侵占；如果維權，則往往采取集體行動，這勢必違法。當房屋拆遷成本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時，被拆遷居民的集體行動顯然不能指望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看上去，被拆遷的居民處于一種極為尷尬的境況，他們要么放棄權利，要么以失去一種權利（違法受罰）為代價來換取另一種權利。政府的職責就是主動維護公民權利，但如果公民被迫以違法的形式來維護合法的權利，這就算政府失職了。
在這場房地產商、居民和地方政府參與的博弈中，地方政府永遠處于主動地位，擁有“優勢策略”。如果房地產商能夠順利以低價強制拆遷，并且居民不鬧事，那么地方政府就是受益者之一；如果房地產商沒有搞定居民，居民如果鬧事，那么地方政府就“各打五十大板”，自己仍然毫發未損。可以預見，只要政府能夠選擇性執法，房地產商就難以避免暴力拆遷，居民就被迫以違法的方式維權，這是一個低水平的均衡。要打破這個均衡，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法律對政府行為有強硬的約束力，從而讓居民和房地產商對政府行為有穩定的預期，雙方的違法行為自然杜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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