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閔行區華漕鎮的拆遷事件引人矚目。一個原因是事件主角潘蓉是一位新西蘭公民,拋開被拆遷戶的國籍因素,實際上此次拆遷糾紛并不特殊,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的土地和房屋不得不讓位于重大工程建設,而政府在對這些集體所有的土地進行補償時,補償價格往往大幅度低于國有土地的補償標準。一個作為明證的是,政府征收城市里的房產,是以平方米為補償計價單位;但是對農村土地的征收,則往往是以畝為補償計價單位。
按照我國的憲法和法律,我國的土地分為國有和集體兩大類,國家這兩類土地及其依附于土地上的建筑物的征收補償標準也不相同。對于國有土地來說,盡管《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在房屋拆遷的程序上有些異議,但是其拆遷補償的標準在市場化的走向則是明確的。
與城市房屋拆遷相比,宅基地的征收補償標準則是混沌一片了。由于法律和行政法規沒有宅基地的補償標準,因此這個標準也就是由各個地方政府掌握,如上海就是以地方政府規章的形式來規定宅基地的補償標準。《上海市征用集體所有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若干規定》規定,被拆除房屋建安重置單價則是“由建設單位委托具有市房地資源局核準的房屋拆遷評估資格的房地產估價機構評估;同區域新建多層商品住房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的土地使用權基價及價格補貼標準,由被拆除房屋所在地的區(縣)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
正是這個非公開程序的補償標準,決定了潘蓉那間被拆遷的房屋的補償只能夠是67.3萬元,而此時周圍商品房的每平方米價格都已經過萬了。這個價格雖然在情感上難以讓人接受,但是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則是合乎法律規定。這絕不是上海方面惡意壓價,而是中國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使然,它將農地作為建設用地的收益都合法的壟斷在政府手里,而農民卻無法分享其收益。
但是,上海方面在此次事件中也不是沒有瑕疵。首先是適用法律的爭議。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程序來對農村的宅基地進行拆遷,這是不是合法？同時也帶來了實體上的合法性的困境:既然在程序上是適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那為什么在實體上卻避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的貨幣補償標準？
不過,更為吊詭的是,作為新西蘭公民的潘蓉,目前所能獲得的67.3萬元并不吃虧。因為按照我國的土地管理法,集體土地只能夠是作為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成員所有。雖然該房產是屬于其父的遺產,但是潘蓉既然已經加入新西蘭國籍,那么嚴格來說,她已經不可能是對該房子擁有所有權,也無法獲得賠償。
中國土地城鄉二元制度的不合理性,在這起拆遷事件中表現得一覽無余:同樣是房屋,但是周圍國有土地的補償價格遠高于宅基地;一個祖傳的房屋,卻可能因為國籍或者戶籍因素而得不到分文的賠償;更為荒誕的是,面對農村宅基地的房屋拆遷,在程序上適用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但是實體上卻是以《上海市征用集體所有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若干規定》為計算標準。
我們認為,這類問題的解決,絕不是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或者其他行政法規或者行政規章,而是需要在憲法或者《土地管理法》上作“同地同權”的規定,由此方能解決集體土地的尷尬境地,也只有此才能夠減少此類因為補償價格不一致而導致的拆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