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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對中小煤礦集中收編工作又遇到了新的瓶頸。有媒體近日報道，一座政府估價千萬元的煤礦，煤老板要價卻高達5億。由于補償標準與煤老板心理價位相差太大等問題，該省的中小煤礦整合工作依然困難重重。
雙方利益訴求的偏差極大，而分歧的根源恰恰就是當地政府發起的煤礦重組風暴。近年來，中小煤礦在開采中屢現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由此引發的礦難問題不斷，當地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正是基于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山西省最終下達了對中小煤礦全面收編的指令。
按照山西省重組規劃，當地煤礦數量將會全面瘦身，現有的2000余座煤礦最終將壓縮到100家左右。應當肯定的是，山西省有關部門此舉是對粗放采煤造成環境破壞的行為說“不”，其初衷是為了當地經濟的有序發展和對煤炭稀缺資源的保護。但是，對中小煤礦一刀切收編的最終效果如何，卻不得不面臨現實考驗，而這一點更值得冷靜地思考與商榷。
無須諱言，山西許多中小煤礦長期掠奪式開采給煤老板帶來了滾滾財源，同時帶給當地的卻是環境惡化和生命安全威脅，而且多數公眾也無法享受到“因煤而富”的福利。但從體制深層次原因來看，煤老板竭澤而漁地濫采，其實是因為煤礦擁有權的不確定性預期所導致的。由于擔心政策出現轉向、市場需求大幅波動，甚至是擔心地方官員的變動，在煤老板之中存在極為普遍的“賺一把就撤”的僥幸心態。一個最為典型的例證是，很多山西煤老板在暴富之后，大多都會選擇去北京大手筆買房置業，并將子女戶口遷移至首都，挖煤暴富的煤老板絲毫都沒有把煤礦開采作為永續事業，并代際相傳的想法。
反觀之，如果煤老板的民營煤礦可以通過長期協議穩定擁有，并被后代永續繼承，那么，他們自然會傾向于踏實穩健地經營，并讓其所掌控的資源盡可能得到優化配置。遺憾的是，行政部門近期的集中收編行為，只會讓煤老板們竊喜當初對政策的“準確判斷”，并對沒有更加瘋狂挖掘而感到遺憾。這樣的政策結果顯然并不符合相關部門穩定市場的初衷。
事實上，民營企業往往表現得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這已是業界的公認。雖然沒有厚重歷史積淀的支撐，民營企業也時常表現出種種不足，但是其敏銳的市場洞察力、貼近市場需求的高效經營，反而會倒逼國有企業與時俱進。所以，即便山西省對中小煤礦收編的初衷無可厚非，但是其調整的力度與方式卻值得再商榷。從幾年前對9萬噸、15萬噸、30萬噸煤礦的整合，到如今的全面收編，在政策力度急速收緊的背后，其潛臺詞是“只要國有大煤礦一統天下，煤礦的生產效率和安全性便可發生質的飛躍”。在石油、電力行業壟斷屢遭詬病的今天，國有煤炭企業卻在行政助力之下迅速做大，大有壟斷巨頭再造之勢，這樣的舉措卻未必符合市場經濟的競爭規律。
一些跡象表明，行政力量對市場的評判難以精準，山西煤礦整合過程中出現的“陰陽合同”就是一個例證。根據當地有關部門的規定，省屬煤礦企業必須嚴格執行省政府的補償規定，然而相對于部分特別優質的煤礦，有些國有企業最終不得不以高于指導價簽訂兼并協議，但卻要以另外一份低價協議向上呈報。所以，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有關部門的職責應當是，對民營煤礦的經營資質進行認真考評，通過及時監管、嚴厲懲戒等措施規避民營煤礦在逐利沖動下放松安全防范的行徑。否則，行政力量的不當干預反而會形成新的資源浪費。
在國際上，煤炭并沒有以現貨市場價格為主的交易模式，而是實行長期協議機制。只有在長期協議既定的前提下，煤礦才可能合理規劃產量、最大限度地考慮安全投入。由此看來，單純以性質與規模為出發點的煤炭行業整改難免有失偏頗。恰恰相反，合理數量中小煤礦的存在，反而有助于對大型國有煤礦形成“鯰魚效應”，以適度的競爭激勵其更加有效地運營。總之，針對中小煤礦的整改固然值得鼓勵，但是執行措施的具體設計不足卻有可能讓政策績效大打折扣。如何在行政監管與市場競爭之間獲得平衡，考驗仍在繼續。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