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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煤老板而想到礦難，這是有轉型期特色的邏輯思維。
近日，山西省啟動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重組行動，涉及國有、民營、私人煤炭企業超過2200家，礦井數將由2598個壓縮到1000個，原則上企業規模不得低于300萬噸。被兼并重組的煤礦可按規定獲經濟補償，也可按照資源資本化的方式，折價入股，作為企業在新組建企業的股份。（據中央電視臺《朝聞天下》27日報道）
山西省煤炭生態的這次重大轉身，確切地說，來自于今年4月，山西省政府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此次兼并涉及產能超過2.2億噸，其指向顯然是占當地礦井總數八成以上的小煤礦。有媒體報道稱——“煤老板在山西將成為歷史”。
別了，山西煤老板。這也許不是山西煤炭生態此次轉身的根本動機，溯源至更早，遠在2005年8月，山西就在全國率先開展煤炭資源整合工作。
煤炭生產轉型關系山西經濟之根本，除去煤礦安全生產形勢嚴峻是山西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之外，資源環境破壞嚴重，產業集中度低、技術水平低，經濟結構的過度單一并集中于煤炭、電力、焦化、冶金等重化工行業，更是事關山西經濟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因此，山西煤炭經濟的轉型勢在必行，山西煤炭生態兼并重組的轉身勢在必行。
從某種意義上說，2008年下半年以來，山西省煤炭產業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需求萎縮、價格下降，企業經營困難，煤炭產業形勢嚴峻，“市場倒逼”是此次轉身難得的一個良機，經濟轉型的內在強烈訴求，是山西甘冒全省GDP上半年同比下降4.4%的代價也要轉身的內因所在。但我們衡量此次轉身是否是一個漂亮的背影，在別了山西煤老板的同時，首先卻要看山西是不是能別了礦難，這一點，從山西省前省長孟學農主政之初誓言“不要帶血的GDP”，到去年因襄汾“9·8”特大尾礦庫潰壩事故而引咎去職、折戟沉沙的經歷中已得到明證。
小煤窯向來是礦難的多發之地，煤老板向來是礦難多發的責任淵藪，但每一次重大的煤礦礦難之后，整頓清理小煤窯卻是“颶風過崗，伏草惟存”。2007年12月5日，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新窯煤礦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發生，當最后確定遇難人員為105人，并確定事故發生的時間為2007年12月5日23時15分后，時任國家安監局局長的李毅中痛斥該礦：“什么六證齊全，是五毒俱全！”新窯煤礦就是典型的小煤礦，年核定生產能力只有21萬噸，在事發的前一年實際產量就達50多萬噸。2003年4月，婁底“七一”煤礦礦難發生之后，時任婁底市委書記的蔡力峰通過10余次下鄉暗訪，發現礦難頻發的重要原因在于黨政干部入股分紅，他揮淚怒斥：“非法煤礦屢禁不止，礦難事故頻繁發生，根本癥結，就是黨政干部參股分紅，從中興風作浪，充當保護傘！”黨政干部當煤老板為禍之烈，也是早已證明了的。山西煤礦兼并重組的轉身，是否能收徹底關停小煤窯之效，此際，人們對于煤礦的安全生產，當然有所寄托。
山西此次兼并重組，清理資源也可謂清理門戶，經濟轉型也可謂發展轉型，如此大規模的企業兼并，非資金、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而莫為，這恐怕也難逃外界籠統的“國進民退”之指責。但山西自整合煤炭資源以來，如今全省的煤礦數量減少了40%，煤炭資源回采率則提高了40%，煤炭年產量也增長了近20%，卻是鐵的事實，如能再對礦難進行有效遏制，“不要帶血的GDP”當是對“國進民退”最好的說明。
別了，山西煤老板。但愿，也別了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