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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技術故障？還是利益碰撞？
7月18日，上海私車牌照額度的7月拍賣突然中途取消。拍賣方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下稱上國拍)解釋為“網絡故障”。
由于取消之前的可成交價格區間僅為100-400元，遠低于上個月3萬余元的平均成交價。“取消”的舉措和簡短的解釋，引發車牌競拍者的巨大反彈，并已引發數宗司法訴訟。
7月20日上午，本報記者致電主管部門上海市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得到了關于“網絡故障”的進一步官方解釋——“18日上午10點55分投標人數8473人，此后數據更新出現異常，至投標第一階段結束，實際人數為8834人，據數據分析，當日10點55分以后流量相比以往正常流量猛增10倍，相當于有幾十萬人次同時登陸，且均為大量異常請求，致使系統無法正常運行。”
這一解釋仍未能平息各種追問——這些“異常請求”是什么？取消拍賣和出現低價有無聯系？……
服務商否認“異常請求導致網癱”
許多競拍者認為，最可能的“異常請求”應來自“黃牛黨”。
“如果真的是網絡阻塞，那肯定是瞬間黃牛涌入太多。”第一次參加競拍的吳全(化名)說。
根據規則，出價共分兩次，上午10點至11點，為“首次出價”時間，11點半之前為“修改出價”階段。“首次出價”階段投標成功的競買人，可在半個小時的“修改出價時間”內修改一至兩次出價，但修改只能在系統確定的當前最低中標價的上下浮動區間內進行。
“"黃牛"和"推手"一般是從第一輪的"最后5分鐘"(10點55分到11點)擠進來。”吳全曾經與網絡上著名的“100元聯盟”牽頭人交流，“大家一致認為，抬價者總是在這5分鐘進入，這次可能是他們看到之前的價格一直很低，所以過多涌入導致”。
但自稱“上海市代拍業務規模最大”之一的“黃牛”白浩(化名)認為，這次故障并非黃牛惹的禍。
白浩說，他同樣在11點感到了可能“流標”，依據是長期以來的數據分析，“從未出現過11點后只有8000人的情況”。他甚至用截圖試圖向本報記者證明，他的公司的幾十臺電腦已在10點30分之前為50多位客戶“下了單”，并沒有“最后涌入”。
2008年前，由于拍牌方式是一次出價，“黃牛黨”的普遍運營模式是客戶拿身份證在代拍公司登記，以公司名義競拍，拍到后過戶在客戶處能賺取2000-3000元。
但2008年拍賣模式改革后，“已沒人壓牌照，政策和價格波動的風險大幅增加，推高價格呑下一堆牌照，就算轉出去也要虧錢。”白浩說。
白浩還稱，據他估計，每月通過黃牛拍的牌照，不超過總數的1/100。
網絡服務商則否認了“異常請求導致網癱”的說法。“整個拍賣過程中，上海國際商品拍賣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都在機房進行監控，服務器一直都很正常，從未出現過數據異常現象。”拍賣服務器的托管方武勝路長信機房向媒體表示。
“要趕緊弄清楚原因，以及拍賣中止有沒有對拍賣人造成損失？救濟措施是什么？都應該盡快公布。”上海律師協會會長、君悅律師事務所律師劉正東對本報記者說。
上國拍的能量和它的個人股東
無論是哪一種原因，上國拍無疑是導致拍賣取消的第一責任方。
“如果是公布的"網絡故障"原因，那就是上國拍沒有履行網絡維護的職責。”部分已經委托律師的競拍者說。
這樣的故障不是第一次。2008年1月，就曾發生過同樣由于網絡阻塞原因，大量競拍者無法修改價格的事件。
當時的拍賣方也是上國拍。從2003年3月上海私車額度實行網上拍賣后，上國拍一直是唯一接受委托的拍賣公司。
但上海市政府相關部門和上國拍之間的拍賣委托手續一直未公開，外界無法得知這一委托是否經過了一定的選擇程序，以及拍賣費用如何收取。
“為什么選擇上國拍？有關部門需要給出一個理由，比如是經驗優勢、還是網絡設備優勢，換一個公司是否有條件？而且補拍方案的設置是否應考慮引入競爭機制？”劉正東稱。
從信息公開途徑獲取這一“理由”的努力未能成功。本報記者從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律師俞智淵處得到一份2009年4月遞交的“信息公開申請表”。在這張表中，俞智淵的要求之一就是申請上海交通運輸和港口管理局公開交給拍賣公司的委托材料。
但這個請求被上述部門以涉及“商業秘密”為由，予以拒絕。
“被申請人上海交通和港口管理局是行政機關，不是商業機構和盈利性組織。”俞智淵在申請行政復議中寫道，“而且私車額度的管理和拍賣委托都是一個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并不是什么商業交易。”
而這家唯一的被委托方上國拍，經過14年前的改制后，已不是一家完全國有的拍賣公司。
根據工商資料，上國拍成立于1995年，注冊資金2100萬元，由上海物資拍賣行改制而來。
改制后，上國拍的機構股東共有5個，分別是上海愛姆意機電設備連鎖有限公司、上海產權交易所、上國拍職工持股會、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市資產評審中心，金額為別是800萬、100萬、386萬、100萬和100萬。
這些機構股東中，上海產權交易所、久事公司和上海市資產評審中心都是上海的官方機構和國有投資平臺。出資最多的上海愛姆意機電設備連鎖有限公司是上海百聯集團控股的企業，亦隸屬于上海國資委。上國拍職工持股會則具體持股情況不詳。
在這些機構股東之外，上國拍的股東名錄中還出現了5個個人股東的名字，分別是戴某，范某，唐某，徐某和鄔某，出資金額分別是126萬、99萬、44萬、187萬和54萬。
根據公開資料，戴某是上海愛姆意機電設備連鎖有限公司總經理，其余都是上國拍的管理團隊成員。其中，范某是上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徐某是總裁，唐某和鄔某均為副總裁。
這個管理層持股的變更，是在上國拍改制中完成的。改制在增加了上國拍管理層利益的同時，似乎又延續了其作為國有企業的諸多“優勢”。
在2008年1月那次“網絡阻塞”中，許多因故障無法修改價格而高價拿牌的競拍者對上國拍提起訴訟，但法院均未予受理。
155.5億拍賣款流向的第一層面紗
關于這上百億車牌拍賣所得資金流向何處的爭議從來沒有停止過。
上海現行的車牌拍賣制度大體成型于2000年。據上海行政學院教師肖峰編寫的上海私車拍賣的案例顯示，從2003-2004年，上海平均每個月發放5000張私車牌照，中標價從24200-45492元不等。
高昂的中標價使得上海私車牌照成為“最貴的鐵皮”，為上海市政府帶來巨大經濟利益。據市政府的公開信息，2000年-2007年上海總共發放39.5996萬張牌照額度，8年內拍賣收入約為148.7億元。
在上海市政府看來，車牌拍賣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上海市新聞發言人焦揚數年前曾表示，“所有拍賣收入按收支兩條線原則，全部上繳市財政專戶儲存。市政府有關部門將所有收入專項用于城市道路基礎設施建設。”
但這148.7億到底如何“用之于民”一直成謎。2008年1月，劉正東以上海政協委員的身份提交了提案，要求對車牌拍賣資金用途做一專項審計并向市人大和人大代表報告。上海航天局局長助理秦文波也在同一時間提出類似建議。
今年5月22日，上海律師斯偉江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信息公開申請，強烈要求公開牌照拍賣資金用途。(詳見本報第8版)
有意思的是，就在法定程序即將到期之時，今年7月4日，一份《本市新增機動車額度拍賣收支情況》的表格“低調”地出現在上海市政府網站上。表格顯示，自1994年至2008年，上海私車牌照拍賣共收入155.5億，支出138.6億，累計結余16.9億。
這是上海車牌費走向第一次揭開神秘面紗。
表格顯示，拍賣收入資金用于中環線建設49億元，軌道交通建設費用59億元，上海燃料電池汽車攻關項目配套0.2億元，城市道路15億元，公交專項補貼12.9億元，輪渡虧損補貼0.3億元。
但是，這樣粗略的表格仍未能回答一些更具體的疑問。這些公開的資金去向信息并未經過審計，也未提供相應的資金流轉單據作為證明。
“從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的角度講，車牌拍賣資金用于中環線、軌道交通建設、燃料電池等合乎情理。”劉正東表示，“但是申通集團、上海汽車均為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公司，車牌拍賣的資金以什么形式投入是一個疑問。如果是借款或者股本金投入形成國有股權益，那么沒有問題，但如果是為全體股東所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還是損害了公眾利益。”劉正東評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