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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經濟正在成為經濟蕭條之外的一個中心，目前，在碳排放爭議的背景下，中國大力發展新能源和綠色經濟，已經成為全球新能源投入最大的國家。由于全球變暖加速，導致世界迫切需要盡快減少碳排放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從中國回去不久寫下《碳帝國：不能再沿襲當前的發展軌跡》，他一方面表示理解中國的立場：西方當年經濟發展時從未遭遇類似的束縛；中國盡管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但其人均排放量遠不及美國等。另一方面，這樣的理解很有保留，因為克魯格曼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拒絕采取行動，那么，可能會遭到發達國家的綠色制裁。
一向主張自由貿易的克魯格曼在全球經濟疲弱之時的言論多少讓人吃驚，但是這樣的觀點并不新穎，事實上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等已在各種場合試探。美國能源情報署關于二氧化碳排放2006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排放國。印度排在第四，雖然占世界年排放量的比例僅為4％，但是歷史累積量高達51％，遠超于中國。這些數據使得在我們慣常接受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外，又多了一重區分標準，那就是碳排放量大國和小國。
然而，中國和印度雖被認為是這場國際爭論中的主要陣營國，但是由于其經濟發展結構等方面的差異，未來所面臨的碳減排壓力并不相同。根據麥肯錫一份報告，2008年的碳強度（噸CO2e每1000美元）美國和俄羅斯為21.5和15.9
，而中國和印度分別是5.7和1.9，世界可持續碳強度平均約為2.2。如這份報告所說，印度是在保持7.5％經濟增長率的同時碳密度最低的國家。如果再稍微展開，一組數據可能更說明問題，2006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印度是54.58％，遠高于中國的39.91％。
低碳經濟所代表的未來方向，高度集政治、經濟力量于一身的特點，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達國家博弈的焦點之一。事實上，中印兩國從經濟運行機制，市場結構等諸多方面的不同已經折射到兩國碳排放領域的發展現狀。印度已經有兩大交易所推出碳交易產品，民間力量更加廣泛參與，包括企業和銀行等在以更加主動的姿態參與這場變革。這些因素將在不遠的時間中發酵。
中國走過的是一條由單純依靠權力中心的制度供給意愿，到伴隨分稅制等實現的地方主導的中間擴散型改革，再向市場主體的需求引致型改革方式過渡的改革路徑。比如，國企改革從最初的放權讓利，到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市場主體的過程。某種程度上，中國要實現低碳經濟，也要從自上而下行政推動轉向自下而上的市場參與。中國正在認真而嚴肅的對待氣候變化和減排問題，這一問題不應該成為發達國家要挾發展中國家的工具，各國必須同舟共濟，承擔相應的義務。但是，在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政府，正在試圖提高在此領域的領導力，并以對某些國家進口的商品征收關稅為威脅，也許如克魯格曼所說，“整個博弈局勢將會發生迅速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