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消息稱，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垃圾短信問題，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將限制用戶每日發送短信的數量:非節假日每小時不得超過200條，每天總量不超過1000條，節假日每小時不超過500條，每天總量不超過2000條。各地方公司可根據情況設計具體標準，但不得比上述標準寬松(6月13日新華社消息)。
從新聞報道看，短信發送限量似乎成了三大運營商此次對垃圾短信動真格的首選之策。這一做法貌似也符合某些發達國家的成例，譬如日本———從2004年開始，日本的移動通訊運營公司就可以對每日發送量超過200次的同樣內容短信實施限制。
且不論治理效果將會如何，細究一下，其實此次我國的短信限發政策在細節上與實施類似政策的其他國家有很大不同。
其一，像韓、日等實施類似短信限發政策的國家，都是以發達的用戶自定義垃圾短信技術為基礎，首先保證用戶自身對短信來源的選擇權。為此日本最大移動通訊運營商多科莫公司甚至不惜動用270億日元的資金進行技術升級。而據報道看，我國三大運營商此次似乎仍把力量集中于已經過時的篩選與過濾技術上。
其二，國外實施短信限發手段的執行者，都是用戶而不是運營商。日本的多科莫公司就是把相關選擇權交到了作為消費者的用戶手中。這樣做既降低了運營商所要承擔的技術與倫理風險，又尊重了作為消費者主權重要組成部分的甄別選擇權。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我國三大運營商的短信限發政策里只是因為技術限制的緣故，隱約含有越俎代庖的作風，那么，該政策中包含的數量限制標準，則是缺乏法律依據。
舉個例子:我的手機電話本中存有201個號碼，而我正好又有某件事情要在非節假日中同時全部通知，那么運營商有沒有權利要我多花一小時的時間成本來完成這件事情呢?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了產品和服務提供商的質量保證義務，要求他們對自己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負責。作為移動通訊服務的用戶，購買該服務的時候就已經在合同中預設了短信發送數量不受無法律依據限制的前提。在目前沒有任何有限法律規范支撐的情況下，三大運營商的短信限發標準，實際上既無端增加了消費者的成本，又克減了自身提供服務的責任。
退一步說，即使假定運營商有權制定這樣一個限發標準，難道就可以不經過聽證程序地一意孤行嗎?我國多部行政法律規范中都明確規定了政府行政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時應當實施聽證的法律義務，怎么商家在處理關系6.41億手機用戶切身利益的大事時，卻反而可以沒有任何法律要求的民意基礎?筆者不禁想再問一句，如果有人根據“消法”第八條賦予消費者的知悉權要求運營商們解釋這些短信限發數量標準由何而來的時候，他們能拿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嗎?
現代法治原理承認，任何權利的救濟確實都要付出一定代價，但是這種代價既不能是正當程序，也不該是公民的其他合法權利。這個道理，希望三大運營商能夠思之，再思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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