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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護全球氣候，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背景下，中國的能源戰略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和回應。我們需對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有正確的戰略把握，認識并避免可能步入的各種戰略誤區，防止新能源發展的非理性“躍進”，尋求符合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能源戰略選擇，使中國的能源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
三大戰略誤區
中國能源發展在現階段存在一些戰略誤區，主要表現在對未來能源需求數量與結構的預期、能源結構優化的片面理解和能源投資經濟理性的缺乏上。
當前，中國的工業化仍然以資本密集型為特征，兼有勞動力和知識密集型的復合因素。這也就意味著，中國能源需求的數量和結構正處于一個轉型時期。主要表現在，一是能源的總體增速將趨緩，相對低品質的能源類別的需求增速最低，乃至于接近零甚至負增長，而高品質的能源類別增速則加快。這是因為，中國當前重化工行業的生產規模和能力已趨于飽和，這些行業以消費低品質的煤炭為主，對較高品質的石油、天然氣和一次電力的消費相對較少。而交通運輸和居民生活基本不直接消費煤炭，前者以液態的石油和天然氣產品為主，后者以天然氣和電力為主。如果我們的能源戰略仍然注重數量的增長，不考慮增幅的變化和結構增速的轉型，這樣一種需求預期，顯然是一種戰略失誤。
第二個戰略誤區是片面追求結構優化。減少煤炭份額，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符合可持續發展能源的戰略原則。當前我國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風能和太陽光伏電能的發展態勢，似乎已在“躍進”之中，立志在最短時間內趕歐超美。據全球風能理事會公布的年度數據，中國連續四年實現新增容量翻番，2008年突破2千萬千瓦大關，超過印度，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四風電大國。中國可望在2010年實現風電裝機容量3000萬千瓦，提前十年達到政府確定的風電2020年發展目標。國家能源局啟動開建6個千萬級風電基地，保證2020年1億千瓦風能基地電能輸出和消納。風力發電不穩定，且相對昂貴，需要顯著改進電網，目前我國風機年均發電時數不足1500小時，電價、風機成本和電網配套形成制約風電發展的瓶頸。對于每度電要補貼4元錢的光伏發電，有人認為國家確定的2020年光伏發電裝機容量“180萬千瓦顯然不夠”。發展核電的基調今年已經變成“盡可能快”，2020年目標從4000萬改為7000萬千瓦。而對于發展核電，中國鈾礦資源嚴重不足的瓶頸并未化解。中國需要大力發展風電、太陽光伏發電和核電，但在當前經濟、技術和發展階段下的“大躍進”，實際效果如何？這不得不使人聯想起自1980年代始建的污水處理廠、電廠脫硫設施，在巨資建好后管網不配套，處理成本高，使治污能力大量閑置。這種情況時至今日仍有發生。
第三大戰略誤區是投資忽略經濟理性。即使是接近市場競爭水平的風電，總體而言上網價格比火電高50%左右，高出火電的部分由國家財政補貼。試想2010年3000萬千瓦、2020年1億千瓦，按現有技術經濟條件，財政補貼負擔有多重？對符合條件的太陽能光電建筑應用示范項目，每瓦財政補貼20元,即每千瓦發電容量補貼2萬元，但這似乎還不夠。甘肅敦煌10兆瓦并網光伏發電項目，占地100萬㎡，總投資約5億元，年均發電1637萬度，即每千瓦投資5萬元，每年運行時數不足1700小時。面對太陽光電的巨額成本，中國科學院于2009年6月中旬啟動“太陽能行動計劃”似乎更為理性。該計劃舉全院之力，聯合全國相關科研力量，分三個階段實施：2015年分布式利用，2025年替代利用，2035年規模利用，2050年前后為重要能源。
滿足交通和建筑物用能是當前重點
中國未來發展所需快速增長的能源類別是交通用能和公民用建筑物內用能。現行新能源大躍進，顯然對交通用能銜接不上，規模上滿足不了公民用建筑用能和需求增長，成本上超出了我國居民當前的實際承受能力。現存的新能源裝機容量，不僅因為缺乏市場理性而閑置，而且形成現有技術的鎖定效應，影響未來新能源技術的推廣使用。在核能技術已經商業化的情況下，擁有全球40%鈾資源的澳大利亞卻不發展核能，不愿意用零碳的核電替代高碳的煤電而實現減排溫室氣體。其原因之一是相對于低廉的火電，核電成本太高。2007年，歐盟27國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例也只有5.73%，其中生物質量占65.7%，水能占21.7%，風能站6.6%，太陽能不足1%。
新能源發展的巨額補貼，只能源于常規電力的收益。如果將火電對新能源的巨額交叉補貼的一部分用以提高火電能效，使單位千瓦時的煤耗從當前的360克降到國內先進的300克，其節能減排效果比新能源更為有效。如果將1千瓦光電容量的補貼給農村小沼氣，可建20個農戶沼氣池，所提供的能源可能數倍，乃至數十倍于光電投入。從對就業的影響來看，風能、光電、核能均屬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所需資本投入高，對就業的拉動較為有限。如果是將同等補貼或投入用于太陽能熱水器、農村小水電、小沼氣在產、供、銷和推廣運營方面產生的就業崗位，顯然要數倍于資本密集型的新能源。更重要的是，常規可再生能源的產業鏈所需的勞動技能并不高，而風電、光電、核電所需的勞動者技能均較高，與我國當前大量低勞動技能的就業壓力形成較大的反差。
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國能源需求的增幅和能源結構正在發生戰略轉型。工業尤其是重化工業能耗增長將趨緩，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將迅速增加。在當前經濟和技術水平下，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度高的新能源的大躍進，并不適應中國當前能源需求的戰略轉型。
滿足交通和建筑物用能，是當前中國能源發展的戰略重點。能源投資的市場理性，是可持續能源發展的戰略基礎。具有中國特色的小水電、太陽能熱水器、農村小沼氣、生物質能利用等技術，不僅投入低，而且適用，針對性強，就業需求大。同時，對于高技術含量的新能源技術，增加研發投入，提高技術儲備，也具有戰略意義。
符合國情的戰略選擇
那么，中國能源發展可能的戰略選擇是什么呢？
排在第一位的應該是節能。無論是工業、建筑，還是照明，都有巨大的潛力。如果將單層玻璃變成雙層玻璃，將白熾燈換成日光燈，或直接換為半導體LED燈，全國數以億計的家庭，數以十億計的微小節能，顯然勝于幾個“風能三峽”。德國之所以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費為負增長，主要原因是能效的提高。
第二，大力發展分布式、小規模能源生產和供給。中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規模成功開展的農村電氣化項目，靠的是技術不復雜、投入并不大的小水電，應該說，中國小水電尚有巨大潛力。生物質能利用，無論是生物氣化，還是生物發電，潛力巨大。中國農作物秸稈和薪柴，一年的可利用量可達4億噸左右標煤，至少可占中國商品能源總量的10%。由于中國將來能源需求增長的重要動因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居民生活用能的增加，太陽能熱水器、農村小沼氣等非商品能源有著不可低估的潛力。單個熱水器或沼氣池替代的能源可能微不足道，但數以億計的總量，使得能源消費水平大為提高。當前，這些傳統的、小規模的非商品性的能源技術不屬“高科技”而被忽略。如果國家研發投入包括此類常規技術，其市場競爭力和能源生產績效可能遠高于高科技的風電和光電。
第三，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轎車大規模進入家庭，交通用能無疑是一重大方向。當前，我國交通用能不足15%，如果翻一番，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能源需求缺口巨大。針對交通用能，常規的辦法是提高能效，有效的途徑是開發替代石油的生物油料，而根本性的方案是發展電動汽車。因為電能可源于零碳能源。這就表明，電能儲存技術至關重要。
第四，對于高資本投入的風能、光電、核電，隨經濟技術進步而適度發展顯然是必要的。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防止超過經濟技術能力的“大躍進”，避免揠苗助長。
第五，增加新能源研發投入，風電、光電、生物燃料乃至于核電，代表著能源發展的戰略方向。要克服當前大規模商業化利用的市場保障，需要大力投入研發。一方面，我們可以獨立研發，憑借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能源技術；另一方面，也可廣泛參與國際合作，共同研發，共享知識產權，使中國的新能源技術與國際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