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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價上調正在逐步推進之中。日前在北京舉行的節約用水大會上，首次明確提出今年將適時調整水價。而另有報道稱，水價調整方案最快兩個月內將出臺，北京、上海、沈陽等多個城市都在醞釀上調水價。
從目前的定價狀況看，國內水價上調的確有其客觀理由。但如同其他公用事業定價問題一樣，單純依靠行政性的價格管制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能否伴隨價格的漸次變動及時調整產業定價機制，才是資源產品市場價格體制改革的核心。
事實上，國內的資源普遍定價偏低。這樣的格局不利于整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只會造成對寶貴自然資源的過度浪費，并遏制產業結構的優化轉型。就以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的水價調整為例，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列世界第88位，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是全球13個人均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但在既有的定價機制下，國內水價卻長期低于實際成本價，水價只包括了水的處理價格，并沒有包括水資源的稀缺價格，也沒有包括污水處理的價格。因此，盡管水價近年來整體微有上漲，但目前的供水價格甚至還不能維持多數供水企業的正常運行和合理盈利。水價過低直接造成用戶不注意節約用水，致使實際用水量遠大于社會必需數量，浪費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了用水緊張。市場價格在水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無法得到充分發揮。2007年全國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指標平均為131立方米，這一數字雖然較前兩年有所下降，但仍然高達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由此可見，水資源定價體制改革已勢在必行，而在價格改革的具體取向上就是“漲價”，這一點在調控部門和業內人士看來并無異議。但在具體操作上，由于資源價格市場需求存在剛性，如何讓漲價不造成負面沖擊與傷害，則需要進一步細致的考量。
水資源產品定價問題的核心困難在于，由于相關產業處在行政性的自然壟斷之中，因此公眾和市場有充足的理由質疑其成本核算是否準確。換言之，由于缺乏市場競爭的壓價機制，壟斷的資源企業存在人為提高成本、轉嫁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的可能性，而外界，包括監管部門在內卻很難對此進行嚴格的管制。也正因此，幾乎每次圍繞資源價格改革的聽證活動，都會出現供給方與需求方針鋒相對的現象，最終的結果往往是靠行政部門類似于“和稀泥”的價格調和，以折中的方式來提高價格。
顯然，這樣的定價方式并無法讓價格信號真正發揮市場效應，反而會讓行政因素在定價中的作用強化。參照海外資源定價方式看，筆者認為，逐步引入并實施公用資源產品民營化運作機制，才是從根本上解決相關市場價格失靈的有效方法。
除了市場競價機制之外，任何機構和個人都不具備判斷所謂合理的成本和價格的能力。只是針對公共資源產品供給的自然壟斷特征，需要把市場競價機制、形成機制進行調整，不在供給過程中競爭，而把競爭機制的實現階段予以提前。恰恰是在經歷了類似的定價難題后，西方國家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興起一場公用事業民營化運動。這場始自1979年英國撒切爾政府的運動最終波及到許多國家，而運動的實質就是把公用事業的決定權交還給市場，也就是通過引入多家民營企業參與產品供給競爭，實現價格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
其背后的經濟學原理是：公共事業的公共性并不意味著行政部門必然獨家壟斷其供給，它只意味著公共物品必須通過公共程序審核，并以反映公意的方式來進行抉擇。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隨著招標競爭、價格聽證、規制談判等制度的建立，就使得民營企業間潛在的競爭機制能發揮作用，進而順利地實現公用事業產品供給的低成本和低價格。
水價的確該漲，但是在如何漲、漲幅確認等問題上，還需要進一步的思辨，資源供給企業有提出漲價要求的權利，行政部門有推動資源定價合理化的責任，同樣的，公眾也擁有質疑資源漲價幅度的權利。合理彌合這三方的訴求，單靠一次性的價格聽證會并不能夠奏效，適時推進公用事業體制改革才是根本的路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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