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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高山雪鎮達沃斯，仍是我們時代最時髦的現場，盡管公眾對達沃斯論壇的信任度已降至歷史最低，但“致力于改善全球狀況”的人士，并不缺乏時髦的話題。
自1971年以來全球最時髦的非官方聚會，遭遇“世界經濟陷入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境地”的時刻，這是經濟全球化以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普遍危機。錦上添花是趕時髦，雪中送炭卻是對時髦的無情考驗。
經濟全球化方興未艾以來，中國多少是“達沃斯人”的時髦，僅僅在5年前，達沃斯討論“通向繁榮之路”，所有的話題卻轉向人民幣匯率是否會浮動，13億市場蘊含的機會，世界工廠，中國什么時候超越美國……，樂觀看得出來固執地浮在水面。就如《華爾街日報》稍后華麗的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時代的英國……與1960年的日本。”而在更早的時候，高盛集團總裁約翰·桑頓甚至不無蠱惑地宣稱：“我們有生之年將遇到的頭等大事就是中國的崛起。”
熱情是一種傳染病式的時髦，在這時髦背后的當時，“中國世紀”就與“中國威脅”同步上升，對中國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的指責，對“中國制造”的抵制，直至貼上標簽的“反傾銷”。今年的達沃斯，對中國熱未免有情，但蠱惑性的贊美并非完全廉價，代之的是對中國拯救世界經濟的“白騎士”般的期待，或者期望不成“因愛生恨”，而無端指責中國是世界經濟危機“罪魁禍首”。譬如，美國卸任財長保爾森還未卸任時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高儲蓄率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又譬如美國現任財長蓋特納還在候任時指責，中國正在“操縱”人民幣匯率。
達沃斯從中國熱走到中國藥方，實在難免。當時髦的大樹長到只見自身不見森林之時，給予因疼痛才擁有的信心與勇氣，未嘗不是對怨天尤人最好的藥方。達沃斯自然不是中醫的敘事之地，但掙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從世界經濟的全局來構建全球金融危機的傷寒雜病論，亦未嘗不是最好的刺激。
15年后，中國總理重返達沃斯，67歲的現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說：“有關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不當、長期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金融機構片面追逐利潤而過度擴張；金融及評級機構缺乏自律，導致風險信息和資產定價失真；金融監管能力與金融創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風險不斷積聚和擴散。‘吃一塹，長一智’，我們必須從中認真吸取教訓，正確處理儲蓄與消費的關系，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從根本上找到化解危機之策。”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這次全球經濟危機，其得失之明首先必有是非之清，是非清楚才有準確的衡量與正確的出路。
中國經濟的穩定，在“金融危機的走勢還不明朗”時，就是世界經濟的一顆“定心丸”，“我們有責任向世界傳遞信心、勇氣和希望”，亦因此，中國政府的錢還是要花到提振內需、擴大內需市場上來，對13億人負責任，也就是對世界經濟負責。被西方媒體稱作“中國藥方”的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上的特別致辭，是不是所有的“達沃斯人”都能品出藥的味道來，也還難說，但至少這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角度。
從時髦中清醒，總是要大眾付出代價，人們不妨聽聽美國總統奧巴馬就職時所說：“一部分人的貪婪和不負責任，以及我們在抉擇和準備民族新紀元時的集體失誤，致使國家經濟身陷囹圄”。如果世界經濟付出的代價已經足夠，就應該能從達沃斯的“中國藥方”中讀出清醒來，而生活在中國的我們，要實實在在為中國經濟的“保八”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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