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政府再次對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簡稱“兩房”）出手，給中國的“救市”派提供了最新的利器。所有主張救市的人都會將此奉為經典，“看吧，世界上最最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出手了，我們為什么還不救？”
此前，美國政府也曾出手對困境中的“兩房”給予過援助，并且在股市低迷的時候，調低了利率。而這些措施也都成為救市派有力的證據。
但其實，東西方經濟學家對于“救市”一詞的理解并不相同。筆者日前，曾就美國對股市以及“兩房”的救助，采訪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這不是政府在救股市、樓市，而是為了維護金融穩定，對經濟進行的干預。
但其實就實際效果來看，“干預”與“救市”可能更多是理解上的不同。救市本身就是一種對經濟的干預，只不過干預是一個經濟學上常用的詞匯，而救市則更具有民間色彩以及中國特色。干預意味著在經濟或者某些重要行業發展過快、過熱，出現泡沫時，出臺政策進行降溫，擠壓泡沫，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壓市。而在經濟下滑或是行業低迷時，出臺政策進行升溫，刺激經濟、產業的發展，這也就是所謂救市。說白了，干預也就是政府常說的調控。
本來用哪個詞無關緊要。但近年來，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救市說的一次次興起，“救市”被更多地戴上了利益的標簽。這在某種程度上，局限了人們的眼光，妨礙了我們客觀地分析認識問題。
由是許多專家在談到這個詞時，開始顧左右而言他，生怕被扣上利益代言人的帽子。在今年4月因股市下跌而引發的爭論中，有些人就很聰明地回避了“救市”這個詞，而是說，政府出臺利好股市的政策，不能簡單理解為救市，而應理解為政策的糾偏？因為在股市過熱時，政府上調了印花稅，并導致股市大跌。
其實在一個復雜的經濟社會，每一個人都是利益中人。西方經濟學的前提就是，假定人都是“理性經濟人”。這意味著趨利避害是一種本能。因此，關注利益的變化，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被自身利益蒙住了眼睛，則很可能陷于相互指責，甚至語言暴力。
比如，很多人會說，房地產崩盤了才好呢？樓價跌得越多，能買得起房的人越多。但其實，房地產業背后是無數人的就業，以及巨大的對相關產業以及全局經濟的帶動作用。如果樓市崩盤，勢必將金融業拉下水。而一旦銀行系統出現問題，后果將非常可怕。但另一方面如果聽憑地產商動轍以金融業以及經濟下滑相要挾，盲目出臺樓市利好政策，不僅將助長房價的上漲，招致更多人購房無門，而且會加速房地產業泡沫的累積，從而將經濟置于風險之地。
明確了問題的利害，再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救了，我們是不是要救？筆者認為，美國的做法未必就是市場經濟的樣板。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救與不救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
事實上，對美國不遺余力地救助“兩房”，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不久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就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指出，美國政府對“兩房”的擬議援助，將導致風險社會化，其中蘊含著長期的道德風險�！盎窘洕幝烧J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金融市場中的那些機構已經享用了一場奢華的盛宴，而政府現在正要求納稅人來負擔一部分費用。我們應該干脆地說‘不’�！钡驮诮裉欤督鹑跁r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發表文章稱，只有國有化才能救“兩房”。
兩種看似自相矛盾的觀點，出現在同一個媒體，其實正說明了分歧。干預與否，何時干預，這不僅是經濟學上的難題，也是各國政府面臨的共同困惑。
事實上，自從上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盛行以來，干預經濟已經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種做法。干預與否，廣泛地存在于我們的經濟生活中，而非今天所獨有。比如說，不久前對部分紡織品出口退稅的調整，也被認為是一種救市。
就中國而言，救與不救，首先要明確的前提是，股市與樓市到底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是不是到了政府必須出手的時候？以樓市為例，房價到底降了沒有？降了多少？樓市危機是否已經到了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的程度？對這些問題要有切實的調查與定量定性分析。這顯然是決定政策走向的一個前提。
因此筆者認為，政府現在應該做的是在充分聽取各界意見的同時，做充分的定量分析，在效率與公平上尋找一個均衡點。這是所有決策的前提。
救市與否考驗政府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