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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農業部部長孫政才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穩定增收情況的報告時指出，近幾年是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幾年，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5％，為1985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農村居民收入4140元，城市居民收入13786元），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8月29日《中國青年報》）
這個數據出自農業部長之口，但來自國家統計局。應該看到，這是一個以戶籍人口為標準進行統計的數據，如果以職業人口為標準進行農業、非農業人口收入的數據統計，差距可能還會更大。孫政才部長說，2007年我國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達1.26億人，鄉鎮企業從業人員為1.5億，扣除重復計算部分，2007年農民工達到2.26億人。這2.26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事實上都計算為農村居民收入而不是城市居民收入了。要想了解中國城鄉差距的真實狀況，應該把農民打工的非農收入計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應該計入農村居民收入。
我們來做一個不完全準確的簡單加權法，把2.26億農民工及其背后的供養人群計為城市人口，再來算算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中國社科院研究報告稱，2006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3.9%。不妨假設2007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4%，則我國有城市人口5.72億，農村人口7.28億。2006年10月，國家統計局曾發布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專項調查，結果表明：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工資收入比較低，生活質量比較差，居住、醫療條件得不到保障，休閑方式比較單調，勞動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問題比較突出。從收入看，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966元，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調查農民工總數的33.66%，只有一成的農民工的月收入超過了1500元。依此數據，假設2.26億農民工2007年平均月收入1000元，每人每年就是12000元，平均到7.28億農村人口頭上，平均每人每年是3725元！
和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4140元作比較，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據，意味著今天的中國農民，從總體上看，其90%的收入已經來自非農收入！如果有關部門在城市化率的計算中包含了2.26億農民工，在計劃農村居民收入時又把他們算作農民，那么，其收入平均到7.28億＋2.26億農民身上，人均每年亦達到2843元，占4140元總收入的69%！
這便是今日中國城鄉差距的真實面目！扣除城鎮經商和務工收入，農民收入與城市收入差距在天壤之間；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擁有而農村居民所沒有的各種社會保障，二者之別，距離更大。它意味著農民的絕大部分收入已經不可能從傳統的農業中獲得。正如美國學者R.H.托尼所言，單個的小農生活在齊脖子深的水中，稍有一個細小的波浪就會將他們徹底淹沒。
在此情況下，無論是農業科技，還是農民以組織化生存的方式組織起來，都會面臨著組織化、科技化成本過高而收益過低的問題而無法實施，中國農民的惟一出路在于，農民數量大規模減少，順利成長為城市市民。這一點，無論人們情愿還是不情愿，都擋不住農民背井離鄉的艱難卻又堅定的腳步。
在此情形下的中國，將面臨三個方面的嚴峻挑戰：
一是未來誰來種地？誰來養活中國？很顯然，現有的以名義上的集體所有為標志、不能進入現代金融和城鄉自由市場的農村土地和農房制度已經不適應現實發展需要，不僅對農民利益造成了現實侵害，而且也成為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的障礙。
二是城市將以什么樣的制度和心態迎接農民進城？是沿襲以往歧視性的城鄉二元戶籍制，使農民工成為收入等全方位與城市工人差距甚大的二等公民、使農民工及其他流動人口的后代成為受歧視的“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在城市埋下仇恨和“低素質”的種子，還是改弦更張，通過制度創新，在全國范圍內謀求公民的平等與正義？
三是對未來的人口政策構成了挑戰。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人口計生委專家委員會委員翟振武介紹道，我國自1973年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生育率從6下降到1978年的2.6；進入1990年代，生育率下降至1.8；2000年至今，人口生育率已下降到1.65—1.7。而且，該趨勢很可能還會延續下去。（8月19日《生命時報》）數據顯示，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生育率達到了極低生育率的水平，幾乎到了1以下。這比發達國家的生育率還要低很多，如日本和德國都是1.4，美國為2.1。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數量持續下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
0-4歲的人口只有6897萬，僅相當于10-14歲人口的一半左右，下降速度極為驚人！中國也許將很快面臨“未富先老”的局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劇下降，與中國的城市化同步。即使完全改變現有的計生政策，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趨勢也無法避免。無疑，這給我們的人口與生育政策提出了新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