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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報告2007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情況時說，審計結果表明，中央部門預算執行中存在問題金額達293億元，報告同時還點了19個部委的名。此外，中石油等3家央企業存在損益不實、少計利潤70多億元等問題，而國開行更被披露出有58億貸款違規進入股市房市。
自1999年第一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全面披露當年的審計結果起，審計署連年發動
“審計風暴”，先后有一大批重大案件浮出水面，一連串貪官污吏中箭落馬。然而，在民眾寄予厚望的同時，“審計風暴”卻漸呈疲態，甚至遭遇一些部門“屢審屢犯”的尷尬。筆者專門對比了上一年度的審計報告，挪用資金、虛列開支等問題依然照舊，其中水利部、教育部等部門連續兩年“榜上有名”。
不容否認，審計風暴
“雷聲大、雨點小”，是導致其威力不再的主要原因。和高調公布數百億元的問題資金相比，此次審計僅發現7件涉嫌違紀案件線索，14名涉案人員被移送有關部門查處。顯然，還有一大批人員沒有像民眾期待那樣受到嚴懲。導致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當前的審計風暴還更多地停留在行政問責、法律問責的層面。
以這次中央部門本級存在問題資金293.79億元為例，違法違規問題僅占2%，管理不規范問題占98%。在現行的問責體系下，只有前面的2%涉嫌違法違紀，需要紀檢監察、司法部門介入，給予有關涉案人員黨紀政紀處分，并追究其法律責任。而對于后面占了大頭的問題資金，主要采取“責令整改，并制定相關管理制度”，頂多給當事人一個不痛不癢的行政處理。這樣的問責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傳遞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只要不觸及法律法規的“高壓線”，做做隱瞞收入、多報少用等“小動作”既可以與己牟利，又不會招致太大的問題。高收益與低風險，使得一些部門和個人公然鉆起了審計問責體系的漏洞，與審計部門打起了“擦邊球”。
然而，部門使用的是國家財政，是靠納稅人來養活的，其管理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問題看似沒有違法違紀，但卻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損失。有專向用途的財政資金被挪用，就意味著其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項目執行進度緩慢，無疑會增加資金和時間成本；而違規投資、違規出借、經營不善等，更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損失……現行的審計問責體系，無法真實反映這些問題產生的后果，也就不可能對當事人進行有效追究，這一漏洞亟待“績效問責”來填補。
績效問責是建立在績效審計的基礎上。與傳統的財務審計側重于查處違法違規所不同，績效審計關注的是部門行為所產生的實際業績和效益，包括工作效率、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等。在美國，90%的審計力量用于績效審計。由于績效審計可以全面客觀地對部門不規范行為作出評估，這就有助于為有關部門和個人建立透明對等的權責關系，可以通過問責使被審計人為錯誤做法付出應有的代價。我們期待著，今后審計重點逐步向績效審計轉變，進一步完善問責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樹立審計風暴的威信，令部門和地方望而生畏，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五大電信運營商重復投資“刻意為之”？
在27日公布的審計報告中，對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600050,股吧)、中國網通和中國鐵通的審計調查表明，2006年5家電信運營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低于中央企業平均水平。審計調查發現影響企業效益的主要問題是：重復投資導致資源閑置浪費，部分投資項目效益較低。
重復投資導致資源閑置浪費和效益下降，表面上看似決策失誤所致，因為如果在決策前充分調研、做到科學決策，在充分信息化的今天，競爭對手原本就不多的五大電信運營商怎么會出現資源閑置這樣的低級失誤呢？如果沒有資源閑置，因此而造成的利潤減少和效益降低又從何說起呢？
其實，問題的關鍵并不在這里，而在于所謂的重復投資并不是五大電信運營商意欲回避的，而是他們的刻意追求。也就是說，電信領域的重復建設在相當大程度上是“故意”的，不是決策失誤，更不是決策錯誤。理解這個問題并不難，因為任何問題都是相對的，同樣的投資項目在消費者和審計部門看來可能是重復建設，是資源浪費，然而在投資者本人看來，這樣的重復建設正是提高企業自身競爭能力的著力體現。如果在硬件設施的投入上都落后于競爭對手，企業豈不是有被市場所淘汰的危險？這就造成了五大電信運營商為了穩住各自的市場份額，不斷地進行重復建設。并且，隨著五大電信運營商經營范圍區分度的縮小，重復建設就可能變得越來越嚴重。
千萬不要因此而認為重復建設是充分競爭的產物，事實恰恰相反，有一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2002年至2006年，五大電信運營商累計投入11235億元用于電信基礎設施建設。如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在對方主導區域內已有本地電話網的情況下，又投資508億元新建本企業本地電話網；中國鐵通在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投資在建各自全國固定電話網的情況下，也投資鋪設本企業的全國固定電話網，到2006年累計投入455億元。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理由其實不言自明，那就是凡是重復投資的領域均是可能帶來超額回報的領域，而那些很少有可能給企業帶來巨額回報但卻能產生巨大社會效益的領域則無人問津，比如建立五大電信運營商之間資源共享的網絡和渠道，提高電信服務的科技含量，減少服務成本的先進方法等等。五大電信運營商舍本逐末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前者的回報率較高，而后者雖然能夠起到方便消費者，降低消費支出的作用，卻會使電信運營商的效益大打折扣。
同樣的傾向也發生在壟斷石油企業等內部，中石化、中石油兩大成品油生產和銷售企業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國家財政申請煉油補貼，正是他們把煉油當作了國家拋給的包袱和負擔，而把原油開采當成了香餑餑，于是就造成石油企業重開采投入、輕加工投資的局面。孰不知，如若不接受煉油這個包袱，哪來的石油開采和成品油經營權。
這足以說明，一些挾壟斷地位自重的企業利用國家政策賦予的特殊地位，并沒有真正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以追求企業短期利潤最大化為第一目標，唯利是圖，從而才導致勞民傷財的重復投資現象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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