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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面對目前經濟下滑的局面時，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
中國經濟加速下滑的風險日益加劇，已越來越成為各界的共識。很多學者開始大聲疾呼宏觀經濟政策應當進行調整，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貿易政策，以防止中國經濟步入加速衰退的局面。
政策調整需要謹慎權衡
這種觀點存在很多問題，它與持續采取緊縮政策的觀點一樣，可能使經濟陷入大起大落的危險境地。其理由在于：導致中國經濟出現“短期下滑引領中期加速回落”風險加劇的原因，并不一定在于目前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調控，簡單地放松這些政策不僅難以“有的放矢”地治理中國經濟問題，反而會加劇目前經濟所面臨的各種風險。
例如放松貨幣政策可能有利于部分企業改善流動性問題，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企業利潤空間大幅度下滑以及外需總量收縮的問題，反而會推進流動性的進一步過剩和治理通貨膨脹環境的進一步惡化。
又例如，政府通過投融資政策的調整對房地產以及資本市場進行干預，使這些市場大幅度反彈，可能會使這些行業出現短暫的繁榮，進而拉動相關投資的增長，但這些政策在熱錢已經大規模進入中國的前提下，反而可能引發投機資本在獲利后的快速解套和大幅外逃，這會給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再例如，政府可以通過大幅度提升工資改變初次分配的結構，進而為消費提升提供收入支持，但這種政策調整在通脹預期存在的環境中往往成為啟動“物價-工資螺旋上漲”通脹形成機制的導火索，并將最終導致實際工資增長速度下降、消費疲軟的局面。
因此，中國在面對目前經濟下滑的局面時，不僅要面對“結構”與“總量”的沖突，還必須面對“短期”與“中期”的沖突，同時還必須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針對性，以及中國經濟動態調整的平衡規律。
正是出于這些方面的權衡，本文認為，中國宏觀經濟的下滑源于中國外需的過度下滑，通過“出口-投資聯動機制”以及“投資-總需求-總供給聯動機制”，使中國經濟整體出現“短期下滑引領中期加速回落”的局面，那么宏觀經濟政策目前調整的主要對象應當是阻止外需的過度下滑。遵循的原則應當是“政策小幅調整反向啟動各種聯動機制，治理中期加速回落”；短期目標應當是“實體經濟層面實現反向微調，金融資本層面保持高度穩定”；中期目標依然是“在堅持總量平穩的前提下，推進結構性調整”。
具體措施
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具體措施包括：
第一，防止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急于求成的冒進心態，充分認識模式轉變的戰略性目標與中國經濟穩定的戰術目標之間的權衡的重要性，把握
“不平衡發展戰略”以及外需適度下調的階段性意義，避免外需大幅回落過程中經濟出現“硬著陸”的可能。在保證外需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前提下，適度調整出口和進口的結構。因此，需要重新審視自2007年以來的各種貿易調整政策的力度，適當回調部分產業出口退稅率或進口關稅，同時應當控制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防止加速升值對貿易帶來的“閥值效應”沖擊。
第二，中國經濟的外部非均衡所具有的自發性、國際性和中長期性決定了我們應改變“以調內為主，調外為輔”的政策定位，“內調收入分配結構，進而調整儲蓄-消費結構”應當與“外調進口和資本流動，進而緩和雙順差的過度增長”并舉，使之具有同等地位。
第三，中國貨幣增長以及信貸增長在總量上依然處于一個較為適度、可控的范圍，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需要總量從緊的貨幣政策配合，貨幣政策需要調整的不是總量，而是信貸投放的結構。應當適度調整信貸投放的區域結構、行業結構以及企業結構，保證優質企業正常的生產投資以及發達區域的資金運轉。可以考慮重新啟動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
第四，在國際游資大舉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工具應繼續堅持以數量型格局調整為主的策略，價格型工具的啟用應當根據國際利率的變動以及世界匯率結構性調整的狀況進行相機決策。貨幣政策應當為一個穩定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創造條件，避免因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而導致資本和金融市場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因此，貨幣當局必須頂住各種利益集團的壓力，不宜放松貨幣政策導向而為股市、房地產市場輸血。與此同時，政府也不宜出臺引起股市和房市波動的政策，在防止房市大幅度下跌的前提下，應當以穩定房地產價格和資本價格為首要目標，以避免助長投機資本的投機行為，使之“低點進入，高點出逃”，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動蕩，進而導致經濟的大動蕩。
第五，匯率政策必須權衡“戰略性目標”與“戰術性目標”、“總量性目標”與“結構性目標”、“金融目標”與“實體目標”之間的利弊。中國外需的下滑是由于外部需求、貿易政策調整、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工資成本上漲等多重因素調整的結果，因此，不能因為中國外需的下滑而停止中國匯改的步伐，不能因為游資的問題而采取激進放開的方案。所以，人民幣升值應當在堅持以往“漸進、自主、可控”原則的基礎上，適度下調升值的幅度，增加短期波動的浮動。短期大幅度調整人民幣匯率不僅不能改變人民幣升值預期，在大量游資存在國內市場的情況下反而正中了投機資本的下懷。
第六，財政政策應當采取中性定位、積極操作的定位，適度改變年初政策取向，適度擴大支出的規模。這主要體現在：一是支持災后重建工作；二是積極進行經濟下行區間財政支出的中期規劃，加強對人力資本的公益性投資，加強對戰略性產業的支持，通過這些財政投入，在短期可以彌補由于外需下滑帶來的總量收縮，在中期可以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培育新的支撐點，財政不能因為上行區間超收而過度進行總量擴張；三是應當加強各種生產和消費價格補貼，以緩和結構性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問題。
第七，啟動消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消費加速和消費升級是一個戰略性的目標，因此在短期中國經濟的總量平衡不宜過多寄托于消費的加速之上。但這并不意味著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各種改革的停止。不過，在結構性價格上漲問題依然嚴峻的環境中，在短期不宜過度依賴于工資形成機制改革來達到此項目標。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