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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臨的最大難點是如何合理地動態掌握“既要‘雙防’，又要避免出現較快的經濟下滑”方針中的平衡點。在當前中國的特定國情下，宏觀調控應更加強調理性的“供給管理”。通過理性的“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同時以“托底”保重點和漸次展開的民生改進，來追求統籌協調、瞻前顧后的和諧增長。
當前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形勢，帶有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特征。因為在宏觀經濟運行持續五年位于10%以上高速度區間，中央明確提出“雙防”調控任務之后，又有了一系列客觀上給經濟降溫并與“雙防”目標同方向的“自然因素”已發生或有待觀察。這包括：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主要經濟體景氣低迷和全球經濟增長減速；我國年初突發的冰雪災害和為害甚烈的“5·12”汶川大地震；我國經濟周期（經驗性的）“節律”中高漲時段的臨近期滿等。
綜合考慮經濟走向過熱和降溫兩個方向上的相關因素，我認為，現在提出“既要‘雙防’，又要避免出現較快的經濟下滑”的階段性調控方針，是適當的、符合實際的。這里面臨的難點在于，如何敏銳、及時和較全面地把握經濟多種變量中最具關鍵意義的組合信息，合理地動態掌握“既要……又要……”方針中的平衡點。在當前中國的特定國情下和特定發展階段上，應強調于宏觀調控的學理層面注重“供給管理”的必要性。這方面主要有如下三層看法：
一、“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弗利德曼式“經典表述”，其實往往產生明顯的片面性，易使人們簡單的在觀察認知時，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于貨幣過多、通貨膨脹，進而又唯一的在對策方略上，把抽緊銀根作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完全手段。如果具體考察一下我國近一階段的物價上漲，可以發現確實帶有較明顯的“結構性物價上漲”特征（雖然有學者質疑這種表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一季度8%的CPI上漲中，食品價格占6.8%，房價占1%，其余僅占0.2%。對于這種情況，必然引出的理論性分析解釋是，除可能存在的銀根偏松帶來的漲價因素外，應存在著食品中少數龍頭產品“成本推動”式的漲價因素，調控當局如能夠有針對性地著力于較快增加這些產品的有效供給，便有可能相應產生緩解物價上漲勢頭的調控效果，而無需全面實行“一刀切”的銀根緊縮來求得對物價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這種實證情況和相應的“區別對待”調控模式，在十分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其適用性，但應當說具有適應性的現實局面的出現概率較低，因為那里較充分的競爭機制和要素自由流動，往往已自然而然地、自發地消化了較大的結構性不均衡，于是對于調控當局而言，便主要留下了總量調控的任務和“簡單的抽緊銀根方式”。但在現階段的中國，在市場發達、健全程度尚遠遠不能與發達國家同日而語的情況下，上述實證情況和“區別對待”調控模式的適用性局面的出現概率便極高，甚至可以說往往會成為調控實踐中應偏重的主導形態。
二、以優化結構為核心的“供給管理”，其實應成為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而應成為經濟調控中重要的可選擇方式之一。這一點由于有了上面第一層分析認識，已合乎邏輯地可以得知其在現階段中國所具有的不可忽視的地位。我們進而對現實局面加以具體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到，近年我國在存在較明顯的流動性過剩壓力和通脹壓力的同時，又存在某些領域明顯的有效供給不足、投入滯后，即結構性的供需失衡，或稱一定的結構失調、明顯的有冷有熱。如果我們當前在以貨幣政策的“從緊”和財政政策的“穩健”積極收斂流動性的同時，有所區別對待地在“三農”、社會保障、區域協調發展、自主創新、節能降耗、生態保護等領域運用結構性對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進相關機制創新改進，便是通過“供給管理”加強了這些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即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這只會改進而不會惡化總供需的平衡狀態，只會有利于維護“又好又快”的發展局面而不會助長經濟過熱，而且將會增強我國在國際競爭環境中的綜合競爭力和發展后勁。在中國的調控實踐中，這應該成為一大特色。
毋庸諱言，這種“有保有壓”、“有支持有節制”的結構性方略，也有可能給政府體系帶來一種“政府萬能”的幻覺和輕易滑向過度調控的危險性（乃至帶上“舊體制復歸”色彩），所以承擔調控之責的各政府部門務必保持清醒頭腦，始終把結構對策、供給管理，掌握在符合市場經濟配置資源基礎機制的“政策理性”范圍之內，避免做出過多、過細碎的行政干預和“越界”調控。但是，我們對于供給管理的重大意義不能由此輕看。
三、作為一個轉軌中的發展中大國追求后來居上的現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實施趕超戰略，并在政府職能方面自覺地把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緊密結合。如我們在經濟周期中的每一個高速增長期，通過積極主動的結構性“填平補齊”，盡量平穩地、有保有壓地拉長其時間段，而當每一個相對低迷期來臨，則在“反周期操作中”盡量以擴張和結構升級縮短其時間段，那么就是在力求盡量貼近“又好又快”狀態的長期持續增長，正是實施現代化“三步走”戰略所追求的中華民族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宏觀調控的基本要領。
在近期的相關討論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敏銳地涉及到了在中國資源、環境約束的新時期如何防止“滯脹”這一問題。如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后美國典型的“滯脹”情況看，那么有必要提及的一點，是其帶有由政府政策的福利主義傾向引致發展活力削弱的特征。這個經驗教訓，對于經濟正要加速起飛的中國來說，也極有必要深長思之。我國新階段的總綱是構建和諧社會，特別需要關注基本民生、改進福利狀況，但也需注重在統籌協調的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在福利增進過程中對“度”作出合理把握，積極穩妥地掌控好漸進過程。以為民生問題政府可以包攬，以為政府增收的財力可以不加區別地按平均主義方式分光，于是過早地提出不切實際的高要求、過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續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給我們帶來活力減退與滯脹風險，結果將有損于國家現代化事業和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
所以，以供給管理中的清醒設計、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點、漸次展開的民生改進，追求統籌協調、瞻前顧后的和諧增長，也是我國宏觀調控中供給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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