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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國經濟面臨的困境更加突出。一方面，在緊縮政策的持續作用下，加上逐漸惡化的外部經濟環境，今年防經濟下滑的風險開始顯現，并且首次被國務院納入工作重點。另一方面，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高，昨天公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CPI上漲8%，其中3月份上漲8.3%.
我們知道，一國經濟運行中最令政府感到棘手的狀況，就是所謂的“滯脹”，即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這一詞匯最早產生于上世紀初經濟大危機之后的美國，但卻是由于不堪回首的70年代美國經濟而被世人所熟悉。應該說，我國目前雖然距離“滯脹”還很遙遠，但卻具有了某些初期癥狀，倘若政策應對失誤，則有可能滑向“滯脹”的泥潭。
宏觀調控與其說是一門學問，倒不如講是一種藝術，并沒有作為“萬用良藥”的一般路徑和框架。而“滯脹”作為調控中的“斯芬克斯之謎”，更容易使政策制定者陷入首尾難顧的境地。這是因為，在此情況下，各種經濟中的矛盾現象更加突出。例如，如果繼續采取緊縮性政策診治通脹，則會加快衰退的到來，而若轉而運用擴張性政策，則會使控制通脹的努力前功盡棄。
面對這種困境，在美國曾風靡一時的“里根經濟學”倒是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有益思路。1974年，正是美國陷入滯脹的初期，經濟學家阿瑟·拉弗與朋友在華盛頓一家餐館里，無意中在餐巾上畫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線”，表明高稅率反而可能導致總稅收收入下降。這個帶點演繹色彩的故事背后，反映了以強調減稅為政策核心的供應學派的興起，也構成了里根經濟學的主要政策思路。
面對滯脹風險，里根采取了供應學派的減稅觀點，以及貨幣學派的貨幣控制觀點，加上自己的政治見解，由此形成了寬財政、嚴貨幣、放松管制這幾條重要思路。無論外界對里根經濟學存在何種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套政策思路引導下，美國經濟逐漸走出了滯脹的困境，并且重組了經濟結構，為克林頓時期的經濟增長奇跡奠定了基礎。
回到中國的經濟現實，當前有必要結合我國國情，適當借鑒里根經濟學的觀點。
首先，保持偏緊貨幣政策仍是應對通脹的必要選擇，因為無論通脹的成因是什么，總是以流通中的貨幣過剩為落腳點。然而，目前一方面全球都出現流動性過剩格局逆轉的跡象，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外部輸入壓力在不斷減少，考慮到政策時滯性，因此有必要逐漸弱化從緊貨幣政策的實際力度。另一方面，我國通貨膨脹的形成，更主要是成本要素推動的，過分依靠需求管理也難以治本。事實上，現實中的微觀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普遍出現資金困難，這加劇了流動性宏觀過剩、微觀不足的趨勢。對此，保持貨幣政策從緊，更主要的是為了穩定通貨膨脹預期，并且實際上應是一種“結構性緊縮”，需要有針對性地增加對農村、民營經濟的金融支持。
其次，重視減稅也是當前財政政策的創新點。近年來，政府儲蓄的高速增長，伴隨了居民儲蓄的下降，這是不正常的狀況，必然會影響民間經濟活力與未來財政潛力，加重經濟下滑風險。當然，我們強調減稅，更多是從整個政府控制財源的角度來談，包括稅、費和各種準公共收入，政府只有真正“讓利于民”、“藏富于民”，才能激發內在經濟增長潛力。同時，政府應更著眼于對最終消費者的減稅讓利，而非對投資行為，其中尤其應重視對中低收入者的減稅，由此才能扭轉經濟失衡的頑癥，向消費主導型社會轉型。在此基礎上，適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將同時有利于經濟轉型和防止“硬著陸”。
最后，放松管制也是突破困境的重要舉措。里根的成功范例是解除了當時美國航空業管制，進而鐵路、電信、金融等行業都進入了這一潮流，最終使消費者得到真正實惠，國家競爭力迅速上升。我國目前各領域的管制一度有加強的傾向，市場化改革再次面臨新的轉折點，只有真正相信市場、適度放松政府對市場的權力，才能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早日走出經濟困局。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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