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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朋友聊天，大家無不感嘆當前的中國經濟中外資的影響力真是太強大的。宏觀經濟形勢的方向判斷很容易為外資投行所主導，從而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外資投行的干擾。
在中國，非常奇怪，本土政府咨詢機構、民間智囊機構的意見很難真正得到應有重視，上達天聽，反倒是大量外資投行的經濟學家經常被奉為各大宏觀部委政策咨詢會的座上賓。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影響力很大的財經媒體上，外資投行的經濟學家們在那兒高談闊論，要求中國政府大幅提高利率，要求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大幅升值，長期旅美的北大教授陳平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見有利益沖突國家的投行人士，有資格在一個國家的電視媒體對其他國家的宏觀政策加以評論。美國從來沒有這樣的“自由”！本國的投資銀行也無權利在公共媒體上干預宏觀政策，別說外國的投資銀行了。因為你的政策建議究竟代表中國的國民利益還是外國的商業利益？
盡管當下中國本輪物價上漲的原因很復雜，但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由于產品供不應求導致的通貨膨脹有著本質的差別，中國這一輪物價上漲中并不存在突出的產品供不應求的情況。這說明物價上漲的問題并不是出在產品的供需上，而是發生在生產成本的推動上。但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各大外資投行的宏觀報告中，無不刻意將當下之物價上漲與上世紀需求拉動的通脹劃上等號，開出的藥方無不是大幅升息、大幅升值的超緊縮需求管理政策，與十年前東亞金融危機中美國
“拯救收編”東亞各國的一幕何其相似。
通脹盡管表現為貨幣現象，但其實質是整個經濟體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已經無法抵御和吸收要素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實際勞動生產率的下降。緊縮從來不是殺死通脹的武器。對于成本推動型通脹，貨幣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因為成本推動型通脹主要涉及不同行業比價關系和利益關系的調整，超緊縮政策（包括加息與升值，升值的本質就是通縮）致使全社會的流動性減少，但是要素成本并不一定會降下來。于是，企業可能會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是要素成本還是高企，二是出現資金短缺，導致企業效益下滑，本質是勞動生產率開始下滑。當緊縮政策損傷到企業勞動生產率時，那么成本上升的壓力最終只可能演化成惡性的通貨膨脹，最后以需求驟然下降、產能過剩而告終止。從整個宏觀經濟來看，很可能陷入“滯脹”的泥潭，即通貨膨脹上升和經濟增長減速并存的局面。這是最為糟糕的政策效果。我想那些飽讀西方經典的大行經濟學家們不會不知。
它們的邏輯主線是異常清晰，當全面緊縮政策搞得中國有競爭力的企業
（浙江的企業）都愁眉不展時，最近公布的1～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下降至16.5％，便成為了做空中國的絕對理由，國際大行們開始在市場上渲染無限的悲觀情緒，同時買辦們開始宣揚市場化的原則，干預市場的危害，對此管理層開始猶豫不前了，生怕背上了“政策市”的包袱；中國的機構們顯然是被洗了腦，驚恐萬分，瘋狂拋售奪路而逃。估值中樞轟然崩塌，好不容易堅守了兩年的中國資產的定價權就這樣頃刻間拱手與人。
我不相信，這些外資大行們就這樣從此“悲觀”地撤離中國，金融市場規則從來是，外資投行在大跌后大肆唱空，在大漲后大肆唱多，歷史一次次見證了他們的“精明”。
可以想見的是，在這場交鋒中，唯一大賺的還是西方的投資銀行，可以乘中國股市大跌時廉價收購中國的核心企業，再一次廉價買入中國的核心資產。
令人扼腕的是，這次可是美國人自己的危機，本來是應該中國企業在中國股市繁榮的支持下，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大好時機，趁股市高漲的時候，趕快把中國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中小民營企業大批上市，拿上市獲得的錢去收購美國的高科技企業和營銷網絡而非購買美國不斷貶值的國債和房地產，中國完全可能在國際競爭中更上一臺階，甚至可以徹底擺脫全球產業鏈中的價值鏈低端的地位。但歷史終究難以翻盤，中國在國際金融交鋒中還有太多太多的東西要學。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中國宏觀經濟研究者，我認為有必要向有關部門發出忠告：現在及時調整政策還來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