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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1次會議表決結果，個稅免征額從今年3月1日起調整到2000元。據說此舉將使工薪階層普遍受益，預計在2008年，工薪階層有70%左右的人不需要負擔個人所得稅。
關注民生體恤民情，是近年來中國社會政策的一個顯著趨勢，個稅免征額的調高就是這個趨勢的體現。但輿論的反應卻很謹慎，似乎調整幅度較之期望值尚有較大距離。因此就有人算出，調高后落實到個人頭上的受惠額度不過每月區區數十元；更有全國人大代表呼吁，個稅免征額應調高到3000元才具前瞻性。
在物價節節攀升的情況下，調高個稅免征額無疑是明智之舉。但為什么調高之后，不僅喝彩乏人反倒爭議四起呢？這里關鍵的問題，其實不在調整幅度的大與小，不在受惠額度的多與少，關鍵的問題惟在于關鍵環節的缺失，即納稅人聲音的缺失、納稅人同意程序的缺失。只要是經過了納稅人的充分討論，經過了納稅人的普遍同意，個稅免征額即便調低，工薪階層即便稅負增加，相信也不會有多少說三道四。只要沒有經過納稅人的充分討論，沒有經過納稅人同意的程序，縱然個稅額再調高幾百幾千元，相信仍難讓人心服口服，其正當性仍不免大打折扣。
但是，此次個稅免征額調整難道不是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嗎？怎么能說沒經過納稅人同意的程序呢？
即便經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表決，個稅免征額的確定，仍與絕大多數納稅人的自愿決定沒有多少關系，而導致納稅人同意程序在事實上的缺失，這正是最大的問題之所在，反映了作為代議機關的全國人大與普遍民意的脫節。解決這種脫節的渠道原本所在多有，比如，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主持召集各界、各階層人士廣泛參與的大規模聽證會；比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委托中立而權威的第三方機構，就個稅免征額調整方案進行嚴格的學術調研和學術論證；比如，全國人大常委可以經由自己的辦公室和公共媒體，與納稅人直接對話，全面聽取他們的意見，等等。個稅免征額涉及家家戶戶，直接影響絕大多數國民的生活品質，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民生事件，在這個問題上的決策，時間毋寧更長一些，論證毋寧更冗繁一些，成本毋寧更高一些。必須先要有通向民意的千軍萬馬，通向人心的千軍萬馬，才可能求得最大限度的社會共識。只有建立在最大限度的社會共識的基礎之上，公共決策才可能真正合理。而作出這樣真正合理的公共決策，正是立法者的天職，即全國人大的天職。
如果說全國人大是樹，那么這棵樹顯然需要成千上萬條根須，才能得到土地的擁立，從土地中吸取營養，向天空吐故納新。但此次個稅額調整，所有可以解決與普遍民意脫節的渠道，都沒有運作起來，負有代議重任的全國人大常委似乎不是以代議者的身份，而僅僅是以個人身份參與討論，作出決定，公眾看不到他們背后的民意。可見全國人大這棵樹所必需的成千上萬條根須，尚待發育。只有成千上萬條根須都長了出來，深深扎進民意，充分提取公眾意志、公眾智慧，融入到社會治理的具體進程之中，全國人大這棵樹才可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決策與納稅人同意程序脫節的弊端才可能真正根除。
所以，此次個稅免征額調整，我們最該關注的，不是起征點應該2000元還是3000元這個數目字問題，而是個稅免征額調整的程序問題，實質上是納稅人對個稅征收的表達權問題。跨入了現代文明社會，不會有人反對，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已經不是家庭財政、王室財政，而只能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而這里所謂的公共，首先就體現為稅收話語的公共性，如果納稅人對個稅問題都沒有充分的表達權，不能有效地表達自己的意愿，那么在公共財政所有其他環節，乃至所有其他公共事務上，納稅人的權利又如何可能得到保障？
中國正在進入公眾時代，公眾意見正在影響整個社會的走向。這是我們時代跟傳統時代最根本的區別，也是中國社會最大的進步、最大的希望所在。個稅體制是將公民與國家聯系起來、將公民與公共生活聯系起來的最重要的通道。所以，改革個稅體制，強化作為代議機關的人大在個稅體制上的作用，強化納稅人同意的原則和程序，就不止是建立公共財政的起點，而是成了整個公共治理的起點，整個公眾時代的起點。
至于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在法定稅率范圍內，自行決定個稅免征額的建議，顯然與人大監督“一府兩院”的法定職能相悖，應屬荒誕，在此已無須贅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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