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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有趣，這幾年，伴隨著財政收入增長的一再提速，用于描述增收的語匯都在走馬燈似的變化。先是所謂“超常”增長，后來是“超速”增長。今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速進一步躥升至30％以上。于是，最近又有了“超高速”增長的說法。
由超常到超速，再到超高速，事實上折射了人們在財政收入持續高速增長問題上的一種迷茫。迷茫的背后，是對增收原因的苦苦求解。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就當前的情勢論，與其一味地追尋“增收”原因并被動地回應各種質疑，倒不如換一個角度，主動出擊，聚焦更為重要、更加緊迫的問題：如此的增收，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什么？
迄今為止，對于增收的經濟社會效應，在主流媒體上經常見到的論述，多是從增收的用場上來歸結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國庫中的資金充裕了，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多了。這在各方面的民生欠賬頗多、城鄉與區域間的發展差距顯著，亟待政府動用手中財力去償還欠賬、填平差距的背景下，無疑是件利好的事情。照此推論，增收不僅值得追求，而且多多益善。
但是，增收終究是有歸宿的，它并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在既定的GDP盤子內，財政收入的規模大了，企業和居民的收入規模相對就小了。財政收入的增速快了，企業和居民收入的增速相對就慢了。財政收入占的份額多了，企業和居民收入占的份額相對就少了。從此增彼減、此快彼慢、此多彼少的關系鏈條上考慮問題，不僅多少令我們對資源配置格局呈現的“體制復歸”勢頭萌生憂心之感，而且對當前面臨的諸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對增長不快、儲蓄率偏高、國內消費率偏低等方面的矛盾有了新的體會。
事情還有復雜之處。每年的財政增收可以區分為兩部分，除了已經納入預算的、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審批的所謂計劃內的增收之外，還有一塊兒數額頗大的、處于預算框架之外的所謂計劃外的增收——“超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增收，對于政府而言，“超收”是一筆可靈活調動的機動財力，或者，突破了人民代表大會預算授權的控制而形成的意外之財。亦不同于預算法治健全國度的處理方法，在我國現行的預算約束機制下，“超收”的動用和決策基本在行政系統內部完成，并不納入人民代表大會的審批視野。即便在形式上實行所謂向各級人大常委會通報的制度，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后通報。或者，邊支用，邊通報。于是，每年形成的“超收”，幾乎都會不打折扣地轉化為當年的“超支”——游離于預算框架之外的政府支出。在“超收”與“超支”之間，幾乎是一列高度相關的“直通車”。
事情并未到此結束。持續十幾年之久的“超收”與“超支”之間的關系格局延續下來，在政府部門眼中，“超收”已經成了不可或缺的“經常性收入”項目。有超收正常，沒超收反而不正常，“超收”已經趨向于常態化。不僅如此，在多做好事、多出政績的驅使下，在有些地方，人們對于“超收”的態度也走了樣：由被動的接受“超收”的結果演化為主動的追求“超收”的目標，以至于超收有了“計劃內超收”和“計劃外超收”之別。由此演化下來，不僅每年動輒幾千億元的“超收”滾滾而來，而且，因“超收”而生、游離于預算之外的財政收支規模也越來越大。這不僅使得政府預算的監督制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走了過場，形同虛設。而且，也使得預算法治一再受到挑戰甚至處于極度尷尬之中。
再進一步，在財政收入的迅速增長和財政預算制度的不規范兩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并且，循著“增收”→“增支”、“超收”→“超支”的關系鏈，我國的財政支出規模在過去13年間已經獲得了迅速擴張。作為一種自然的結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由1994年的12％上升至2006年的19.73％。若再加上游離于財政預算之外的其他政府支出項目，那么，在2006年，整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超越30％。可以發現，我國的社會資源配置呈現了某種“體制復歸”格局。而且，往前看，這種勢頭有著越來越猛烈的跡象。
單從用場上看是“利好”，將用場和歸宿兩個方面的線索聯系起來則未必全是“利好”。繼續拓寬視野，又可發現更多的相關因素及其導致的相關影響。其間的分析轉換過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對類似財政“增收”這樣的宏觀變量的分析，一定要上升至宏觀層面。只有站在關乎政府、企業和居民全局利益的高度，從關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才有可能得出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判斷，也才有可能擁有統攬全局的洞察力。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