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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是財富重新洗牌的過程。資產擁有者在此過程中由于熟知理財手段，因而穩操勝券，而缺乏投資能力、技巧和渠道的普通勞工階層往往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這種局面事實上已呈現，在這一輪結構性通貨膨脹中，一方面是少數富豪的財富在急劇增加：11月1日發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中，400位上榜富豪財富總和達2800億美元，比去年增加1640億美元。這標志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家之一。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10月30日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內地擁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家庭數量，已從2001年的12.4萬上升到2006年底的31萬，躍居全球第五，僅次于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但另一方面，普通勞工階層在樓價、食品價格迅速上漲以及醫療、教育負擔持續增加的壓力下，相對貧窮的人生存更加不易。
如果將抑制資產泡沫寄托于加息等貨幣政策，或許得到的將是與初衷相反的結果：利率提高、國外資本進入、外匯占款增加、央行被迫發行更多貨幣、銀行流動性泛濫、銀行貸款壓力加大，固定資產投資再度膨脹，實際利率反而降低，這種結果已經被無數次證明。
正是在此背景下，人們對于改進財政政策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包括貨幣經濟領域資深的英國經濟學家、渣打銀行中國經濟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Green）也開始轉向研究中國的財政政策。公平公正的稅收和能夠確保公民基本醫療、教育和住房、養老保障的公共財政體系業已成為維系中國未來經濟命脈和社會穩定之基礎。
過去幾年來，中國的財政政策有所動作，如免去農業稅、個稅改革、降低利息稅、下調和取消出口退稅，以及目前正在醞釀中的物業稅、資源稅等。同時對一些低收入居民進行臨時補貼，國務院最近要求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廣東準備研究工資立法，建立企業正常的工資增長制度，等等。
但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下，企業同樣面臨著各種成本上升的困境，如果勞動力成本上升成為壓垮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則最終不僅對勞工階層無益，對整個社會也無益。
此時，若要兼顧企業和普通勞工階層的利益，兩全其美的辦法只有一個：減稅。我國國民工資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遠低于一些市場經濟較為成熟國家60％左右的水平；而稅負則歷年處于全球高位，社會保障體系卻是全球最低水平的國家之一。如果負利率政策、勞動力價格扭曲、壟斷、環境破壞等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稅收的話，實際稅負還遠不止于此。更可怕的是，這類特殊稅收根本無須經過國家財政，就被轉移支付給特定人群了。這就是中國的富人財富劇增，相對貧窮的人也在劇增的秘密。這就是為什么緊縮的中國突然出現流動性泛濫、中國資產價格持續暴漲的緣由。
在此情況下，政府有責任在通貨膨脹期與國民同甘苦共患難。如果相關政策安排得當，它將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起飛的一個重要制度基礎，反之，則有可能后患無窮。在這方面，建立健全國民社會保障體系自不待言，國家也在逐步實施和研究過程中，只不過進度應該加快，不能總是趕不上通脹的腳步。
而減稅方面，指的是稅收的“加減法”而非單純減稅。個人所得稅應該大刀闊斧地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2005年，全國征收的個人所得稅占各項稅收的比例只有7.3%，卻把幾乎所有工薪階層納入了個稅調節范圍，真正的富人階層卻有不少逍遙于稅外。
在企業稅方面，中國過度依賴生產和流通等創造價值領域的課稅，而忽視資產增值的課稅。土地、自然資源等方面的稅率被嚴重低估，創造價值領域的稅費卻很高，不僅嚴重影響了國民創造的熱情，而且土地、自然資源等要素的迅速資本化過程中，巨額財富沒有落到政府和國家手中，亦沒有有效地轉化為國民福利，而是被動支持了大規模財富轉移，造成了資源壟斷企業和房地產商一夜暴富。
因此，政府應該大規模地在生產和流通領域減稅，而在土地、自然資源等方面加稅，既實現資源的合理、公平配置，也鼓勵公民創富，同時為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奠定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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