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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7-30 作者：潘英麗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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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維持高利差政策不僅損害存款人利益，導致社會經濟福利的流失，而且對銀行體系穩健發展并無好處。現在是終結這一已經喪失內在合理性政策的時候了。
近年來,
以引進戰略投資者、資產重組、股份制改制和上市為主要特征的中國銀行業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中國農業銀行以外的國有商業銀行經過改制上市后，資本金已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后資不抵債狀態轉變為目前資本充足率達到12%-15%的良好局面，改制后的銀行整體盈利水平已達到四年前的10倍。
1999年以來，我國政府實施了擴大存貸款利差的政策，以2007年7月20日調整后的存貸款一年期基準利率來看，
存貸款利差為3.51個百分點。近年來,
我國的利率政策允許銀行貸款利率向上浮動，原則上不設上限，但對存款利率嚴格規定上限，不允許向上浮動，只允許向下浮動。銀行實際的存貸款利差應大于以上的基準利差。而國際上平均的存貸款利差通常在2個百分點左右。這種高利差政策實質上是對存款人征稅給銀行業補貼的政策。這種政策在我國特定的時期和條件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長期承擔政策性業務已積累起巨額的不良資產；而我國加入WTO的談判則承諾了5年后全面開放銀行業的人民幣業務。為了促進國有商業銀行的健康發展，政府采取了不良資產剝離、財政注資和高利差政策補貼等多管齊下的措施，幫助國有銀行放下歷史包袱，輕裝上陣，迎接加入WTO后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高利差政策在幫助國有銀行消化不良資產方面取得很大績效。例如，近年來工商銀行每年通過利潤沖銷壞賬高達500-600億元。然而高利差補貼政策也給新建股份制商業銀行搭了便車。
如果說高利差政策給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搭了便車，但只要有利于民族銀行業的發展，也無可厚非。問題在于外資銀行已通過戰略投資者參股的方式全面界入中資銀行。國際投資家聲稱，參股中資銀行是分享中國經濟高成長成果的最好途徑（不僅分享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而且分享銀行業的壟斷利潤和高利差政策補貼）。這就有必要反思高利差補貼政策的合理性了。另外，外資銀行通過在中國境內注冊子銀行已可全面經營人民幣業務，境內外資銀行也必定要全面執行我國的利率政策。在此背景下，對國內存款人征稅,
通過間接或直接的方式給外資銀行補貼，顯然已無任何合理性可言。
另外，高利差政策在幫助國有銀行沖銷壞賬的同時，也使商業銀行對傳統盈利模式產生了政策依賴性，增大了潛在的系統風險。
近年來商業銀行在開拓中間業務方面作出一定的努力，但是依賴存貸款利差收入的盈利模式沒有明顯的改變。以近年來中間業務發展較快的工商銀行和招商銀行為例：工商銀行非利息收入從1998年的20.66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157.71億元,
絕對額有很大增長,
但其占總經營收入的比例只有5.42%，比2004年6.34%還低了近一個百分點；招商銀行是國內中間業務做得最好的。但其2006年財務報表反映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也僅為9.648%。目前除了由于傳統業務特點決定的中國銀行中間業務收入比例較高以外，國內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比例都低于10%。相比較西方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普遍已占總經營收入的40%-50%。
銀行通過存貸款利差獲取收益的傳統盈利模式隱含著很大的經營風險。因為銀行獲取利差收入是以墊付100%的本金為前提的。一旦本金受損，其多年的利差收入都是不足以彌補的。相比較,
銀行服務收入的獲得無須墊付資金，市場變化只引起收入的變動，不會有本金損失之憂慮。以存貸款利差為基礎的盈利模式對經濟的周期波動具有極大的敏感性。目前我國經濟處在高速增長時期，銀行的風險并不明顯。但是如果銀行貸款支持較多的重復建設和低效率項目，經濟增長就是低質量、低效率的（例如銀行貸款用于大學新校區的建設），其可持續性就會存在問題。一旦經濟增長出現回落，銀行將出現大面積壞賬。高利差政策實際上起著鼓勵銀行過多依賴傳統高風險盈利模式,
這是其另一個不合理之處。
銀行高利差政策的第三個不合理之處在于銀行體系運行的低效率及其消極的收入再分配效應。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組織用銀行存貸款利差作為衡量銀行體系效率的指標。存貸款利差是銀行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發揮正常功能時自身所消耗的社會資源。消耗的資源越少，其運行效率越高,消耗的資源越多,運行效率越差。因此銀行存貸利差越高，說明銀行體系的運行效率越低。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存貸款高利差政策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繼續維持高利差政策不僅損害存款人利益，導致社會經濟福利的流失（給外國戰略投資者），而且對銀行體系穩健發展并無好處。現在是終結這一已經喪失內在合理性政策的時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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